新中国成立初期（1952年起），由于政治战略“一边倒”的需要，我国在中国人民大学大规模举办马列师资培训班，聘请苏联一批专家讲学，因此苏联教科书思想通过中国知识界途径向整个社会普及。新中国成立初期，学界很少有自己的教科书出版，除了有个别学者如1955年就受到批判的华岗主编的《辩证唯物论大纲》之外，学界主要陆续翻译出版了一批苏联教科书，如《联共（布）党史》（包括其论述哲学的四章二节），苏共高级党校教材《辩证唯物论》，康斯坦丁诺夫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程》（上下编），米丁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罗森塔尔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等。在人民大众中普及“苏联教科书版”的同时，就将苏联教条解释深深嵌入中国读者心灵，成为长期禁锢思想的框架。对此，毛泽东同志在读书谈话中也有所警惕，对其教科书中有形而上学错误的地方都加以严厉批评，反对无条件做思想地理平移，要求“教科书中国化”，体现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六本教科书和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就成为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成果。这体现了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化研究水平。哲学原理研究的教科书化，对提炼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成果，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大众化，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巩固全国人民的共同思想基础产生了巨大的历史作用。新中国成立60年来，教科书方式始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传播方式。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冲破苏联教科书的羁绊，学者们从诸多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创新进行了扎实而卓有成效的努力，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教科书改革为契机，以“改革的哲学”“哲学的改革”“现代化的哲学”“哲学的现代化”等振聋发聩的口号为指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研究主题、当代性、当代体系等一系列问题做了全面深入的探索，以中国人民大学肖前、李秀林、汪永祥、陈先达为代表，吉林大学高清海为代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了系列的阐释，先后产生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本，主客体统一、实践的唯物主义本等，影响比较大的有肖本、李本、高本、陈本等。在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出版的大约712种教科书中，涉及概念变革和个别原理创新的有30余种，体系变革的有17种，其他都是大同小异。这些都成为全国各大中院校、研究单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教材，而根据教科书而实施教育的哲学课程成为普及的主阵地。马克思主义教科书范式的历史作用难以替代。教科书改革范式教科书改革范式的理论创新功能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力求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来面目准确地加以传播、理解、普及上起着任何其他范式都难以替代的作用。中国的广大学者、数亿干部群众学习、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是从学习和研读教科书入门的。没有教科书，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队伍，也没有马克思主义在大众中的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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