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既是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思想跨界流动的产物，也是全球—本土化反应的结果。对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的统治霸权的反抗，激起中华民族对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社会变革和国家富强目标的强烈渴求。伴随着这一反应的深化所经历的不同阶段，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从肯定环节经过教条主义否定环节转而升华为中国化再出场环节，经历了一个深刻的辩证过程。陈独秀、李大钊、李达、瞿秋白、谭平山、蔡和森、恽代英、艾思奇等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和进步知识分子，一批批“普罗米修斯”，将国外的马克思主义“天火”盗译成为“中国话”（如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陈独秀的《劳动者的觉悟》、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和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照亮了被黑暗长夜笼罩着的中国大地。这些思想传播针对的是中国社会变革、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等重大时代实践主题，虽然以介绍、转述经典文本思想为主，但是也已经针对一系列中国问题发声，从唯物史观到认识论、辩证法，从社会变革、阶级斗争、反帝反封建、政治民主、政党建设、经济改造、文化批判、妇女解放到青少年教育等，涉及中国社会变革的各个方面，第一次表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主张。[1]
传播的重大历史性成果是在与工人运动结合中创立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中国革命有了领导核心。传播的学术效应是在思想文化理论层面引起了思想解放与学术创新。从此中国学术平台上有了马克思主义学派。在“问题与主义”之争、“科学与玄学”之争、“东西方文化”之争、批判戴季陶主义和国家主义、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中国社会性质之争等争论中，马克思主义学派开始深入各个社会科学专门领域，并且初步形成分门别类的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化学、文学、历史学、政治学、法学、新闻学、教育学等各个领域或部门的研究体系，涌现出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学者，发挥着犀利的思想引领武器作用。
然而，与西方“原生态”马克思主义不同，中国人学习的马克思主义源头在国外，传播载体则需要文本和知识分子，在中国传播从一开始就埋下了先验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文化基因，并逐步演变成“权威传播者中心论”或“文本中心论”，最终衍生为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人的文化和理论教条主义。传播者成为权威化思想主体，因为他们最接近马克思主义经典，并创造次生文本，成为传播“放之四海而皆准”真理的当然代表（“赫尔默斯”）。当经典作家“不在场”时，传播者就是先生，中国工农大众就是学生；传播者成为真理和知识的化身，成为唯一可以用“理论掌握群众”的话语主体，大众成为接受理论传播的客体对象。王明等赫尔墨斯们希望按照国外“标准”的教条来建设党、指导实践。但是，历史表明：往往这些所谓“普遍真理”的教条布道在指导中国革命过程中却屡遭挫折，产生尖锐矛盾。究其原因，他们认为不是教条错了，而是中国大众错了，没有深刻地理解理论和更严格地遵从理论，不够“布尔什维克化”，因此全部任务就在于要“为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文本中心论的教条主义使中国革命遭受重大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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