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后期的英国文学思潮既继承了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的人文主义传统，又超越了17—18世纪的机械唯物主义和启蒙主义倾向。它与这一时期在哲学上开始露头的超越近代经验主义和绝对理性主义的思潮相适应，甚至可以说是这种哲学思潮的一种重要的表现形式。这主要表现在这种思潮的代表人物不赞成仅仅简单地关注外部世界的经验主义和机械主义，主张把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融为一体，强调揭示人的内心生活的价值；他们也不赞成绝对理性主义，主张关注人的情感意志和人的个性的充分发挥；他们大都不赞成边沁及其后继者对功利主义和自由放任主义的鼓吹，但仍然强调要从整体对自由的桎梏中争取个人的自由和解放。如何解除人的个性的发展受到的种种压抑，如何摆脱人生可能遭遇的种种失望和悲剧，往往成了他们谈论和创作的重要主题。
从哲学的理论来源来说，英国的浪漫主义等文学思潮除了继承英国哲学传统中的有关成分外，还受到康德以及康德以后的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等德国唯心主义的影响，康德关于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作用以及实践理性高于理论理性的思想更是为他们所竭力称赞。应当指出的是，19世纪英国的文学思潮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思潮，甚至同一个作家的思想也充满着种种矛盾，他们更未建立哪怕是相对完整的哲学体系。我们只能大体上说他们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能体现当时唯心主义哲学发展的动向。
在19世纪英国哲学的发展中，格林（1836—1882）起了从整体上推动由传统经验主义转向德国唯心主义的作用。在格林以前，尽管有汉密尔顿、柯勒律治、卡莱尔等人输入康德、黑格尔等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并使其与英国传统的唯心主义相融合，从而在英国掀起了复兴唯心主义的波澜。但是那时传统的经验主义在英国哲学中仍然占有支配地位。格林的作用除了输入和介绍康德以来的德国唯心主义并使之与英国传统的唯心主义相融合外，还在于他对洛克和休谟以来的英国传统经验主义、19世纪以来边沁和密尔等人的功利主义以及斯宾塞和赫胥黎等人的进化论存在的种种局限性和片面性都进行了揭露和批判，而这极大地促进了唯心主义在英国的复兴。一些西方哲学家甚至认为，格林在批判经验主义时比他阐释唯心主义时更加得心应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格林的工作促进了唯心主义思潮不仅在英国得以击败经验主义的统治，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反而能占据主导地位。
格林无疑是英国绝对唯心主义的重要开拓者，绝对唯心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在他的哲学中可见端倪，但他的理论中还存在较多矛盾，其中康德的影响也许更甚于黑格尔。他未能建立相对完整的绝对唯心主义体系，而这种体系是由布拉德雷完成的，鲍桑葵则对之又有新的发展。
弗兰西斯·赫尔伯特·布拉德雷（1846—1924）不仅建构了英国绝对唯心主义的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而且使之发展达到了其鼎盛期，在英国哲学界一度获得支配地位。布拉德雷也因此被人们誉为“康德以后最伟大的哲学家”、“哲学家中的哲学家”。由于布拉德雷强调“绝对”的作用，人们往往将他与黑格尔联系起来。但他不是纯粹的黑格尔主义者，他的思想还打上了明显的康德哲学痕迹，他关于实在与现象的区分、思想只能认识现象等观点就与康德哲学相关。布拉德雷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完全不同，而与巴门尼德、芝诺的辩证法一致。根据逻辑的同一性原理和不矛盾性原理，他们都认为现象充满矛盾，所以现象都不是实在，布拉德雷也因此获得了“近代的芝诺”的名声。作为英国哲学家，他的哲学并未明显背离英国的传统哲学。他的直接经验概念与19世纪上半叶英国的浪漫主义思潮联系相当密切，而他对经验主义的批判和对观念独立性的强调与英国剑桥柏拉图主义一致。布拉德雷哲学可说是糅合了古希腊哲学、康德哲学、黑格尔哲学和英国剑桥柏拉图主义唯理论传统和浪漫主义思潮等多种哲学资源形成的一个独特的哲学体系。
伯纳德·鲍桑葵（1848—1923）是继格林和布拉德雷之后19世纪英国绝对唯心主义的主要代表，他的哲学活动涉及形而上学、认识论、逻辑学、伦理学、美学、社会和政治哲学等诸多领域。鲍桑葵在哲学上与格林和布拉德雷一样体现了19世纪下半期至20世纪初英国哲学中那种新旧交替的混杂状况。他明显地受到黑格尔及其学派的影响，又接受了康德、卢梭以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希腊思想家的一些观念。他反对边沁、密尔、斯宾塞等人的经验主义、自由主义和功利主义，但他的理论中又有后者的印记。对于同一时期在欧洲大陆已经露头的早期现象学和分析哲学等新的哲学思潮他也有所了解，尤其是对克罗齐等意大利新黑格尔主义较为熟悉。他在其许多著作中都力图寻找各种不同哲学流派的共同点，但他的理论的内在矛盾于20世纪早期在学术界内外都引起了批评和争论。
总的说来，在把绝对当作最高的实在，认为整个世界的统一性在于绝对这个唯心主义的根本观点上，鲍桑葵同格林、布拉德雷等人大体一致。但他既反对格林过分强调与思想和关系相应的整体性而忽视了与直接性相应的个体性，也反对布拉德雷把整体性（绝对）和个体性，特别是现象和实在割裂开并对立起来。他试图把这些对立的东西统一起来。但由于他是在绝对唯心主义基础上追求这种统一，因而他的哲学在总体上并未真正越出格林和布拉德雷等人的范围，也未真正克服他们的局限性。正因为如此，他在后来的影响也逊于布拉德雷，他在绝对唯心主义前提下对个体性原则的论证以及他的社会政治理论对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英国哲学的发展有较大影响。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6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2] ［英］休谟：《人类理解研究》，14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
[3] ［英］梅尔茨：《19世纪欧洲思想史》第1卷，4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4] FrederickCopleston，AHistoryofPhilosophy，Volume Ⅷ，London，1956，p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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