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和恩格斯先后逝世后，在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工人运动发展中出现过各种“左”和右的倾向。右的倾向在哲学上往往用新康德主义、马赫主义、实用主义等流派的哲学中消极方面、特别是其唯心主义来“修正”马克思主义，使之成为他们的修正主义的理论基础。“左”的倾向往往曲解了恩格斯对杜林等人、列宁对马赫主义等哲学流派的批判的真实含义，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混同于脱离了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近代物质实体本体论和抽象的概念辩证法，把作为马克思哲学核心的历史唯物主义混同于经济决定论或作为某种派生的理论，从而使实现了哲学上的伟大革命变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倒退到近代哲学的水平，并由此而在不同程度上倒向了教条主义和机械论。这两种倾向对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发展都产生过很大的消极作用，“左”倾教条主义的危害在特定历史时期尤其严重。这在对待革命变更与现代转型的关系上也表现出来。
正是在“左”的思潮影响下，长期以来人们往往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简单对立起来，认为在马克思实现了哲学上的革命变更以后，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体现哲学发展的前进方向，而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则只能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敌对力量而存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的西方哲学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意识形态具有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等适应现实发展需要的合理因素，在哲学发展中具有进步作用；在此之后的现代西方哲学只能作为逆历史潮流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必然是唯心主义泛滥，形而上学猖獗，本身不再有合理因素，不可能再有积极作用；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不包含任何进步意义，而完全是转向腐朽没落。
这种哲学上的“左”的倾向由于有时能援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对同时代某些西方哲学家的个别否定性评价作为根据，特别是由于有时能获得受到“左”的影响的政治力量的支持，因而在马克思主义学术界往往居有“正统”地位，坚持这种观点被认为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我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长期被分离开来，后者往往被认为只能为前者提供反面材料，本身并没有积极意义，甚至还很可能产生传播反动思想的消极作用。这样后者的研究不仅受到很大限制，在很长时期内甚至被迫中断。这种“左”的倾向虽然具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外表，但它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再三强调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反对教条主义等根本原则，实际上背离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早在1842年就指出：“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6]恩格斯在《致威·桑巴特》（1895年3月11日）中有一段很有名的话：“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7]他在《致康·施米特》（1890年8月5日）中指出：“……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诀窍。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8]针对一些人把马克思的个别论点绝对化，恩格斯在《致菲·屠拉梯》（1893年6月6日）中指出：“杰维尔在许多地方把马克思的个别论点绝对化了，而马克思提出这些论点时，只是把它们看作相对的，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和一定的范围内才是正确的。”[9]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教导来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与现代西方哲学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最要紧的就是要从实际出发，而不要从概念出发，不要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情况下对某些同时代西方哲学流派所作的否定性评价当作全盘否定现代西方哲学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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