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不同首先在于关于认识活动目标设定的不同。马克思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即“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4]，当能最为准确地表明这两种哲学进路在认识或理论活动目标设定上的根本性差异。当然，关于这句话人们有不同的理解。人们大多把它理解为不仅要解释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即说了就要干，不能光说不干的意思。若是这样，这句话的意思就成了一句老生常谈，了无新意。正是根据这种理解，有人对这句话的重要性提出了质疑，甚至指责马克思片面地轻视理论，主张无理论的实践。但在笔者看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改造世界要以解释世界为先决条件，也不在于要不要解释世界，而在于改造世界与解释世界这两种性质不同的活动之间，何者是奠基性的，何者是从属性的。毫无疑问，理论活动与实践活动同为人类的最重要的活动，从根本上说是统一的。如果二者不统一，人类的生存恐怕就成了问题。但问题在于二者统一于哪一种活动。如果解释世界的理论活动是奠基性的，则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就只是解释世界的理论活动的一个延伸，一种派生的活动；而若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是奠基性的，则解释世界的理论活动就是实践活动的延伸或派生物。认识或理论活动是奠基性的还是派生性的，决定了对于认识活动的目标在于理论自身还是在于实践的完全不同的理解。
其次，如果理论活动是奠基性的，那么，理论活动本身便是自足的，不依赖于实践活动的。在这种理解中，不仅理论活动的目标是内在于理论本身，而且进一步，理论活动所赖以进行的思维范畴或认知图式等，也都是内在于理论主体自身的。换言之，在这种情况下，理论活动能够直接通达于世界，而不必假借于他者。而如果实践活动是奠基性的，那么，实践活动本身便在某种意义上是自足的，不依赖于理论活动的，而理论活动则相反地是依赖于实践活动的。在这种理解中，理论活动便不能直接地通达于世界，而只能通过实践这个中介才能通达于世界。这也就意味着，理论活动所赖以进行的思维范畴或认知图式，都只能源于实践活动，只能是实践活动的范畴或图式的转化物，即，不论理论活动如何抽象，如何具有实践活动所不能具有的超越特定时空的普遍性，但归根到底，它仍不过就是象征性或符号化的实践活动而已。而正是这些实践的范畴或图式构成了认识或理论活动得以可能的“准先验”框架。不仅如此，实践的兴趣还以更为直接的方式规导着认识活动的指向，构成了引导理论活动的兴趣，使理论活动以更为直接的方式从属于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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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是对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的革命者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