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必要性,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有着清醒的认识。在当时,为了宣传先进文化,大众化、通俗化已是一个潮流。黄洛峰回忆说:“当时,在党的领导和影响之下,左翼文化运动在上海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大众化、通俗化汇成一股洪流,一浪一浪地冲向各地。”[55]除“哲学大众化”之外,当时还有“文艺大众化”、“社会科学大众化”、“科学大众化”诸多口号。艾思奇自己就写过一些科学普及小品,并鼓励高士其写科普读物。而且,当时从事哲学大众化通俗化的还有一些人,如陈唯实、沈志远、胡绳等。但这当中,艾思奇的大众化工作无疑是获得了最大成功的。
据郑易里回忆,1934年,艾思奇在李公朴先生主持的申报图书馆,担任该馆在《申报》副刊“读书问答”栏的撰稿工作,解答各地读者提出的各种思想问题。但由于读者日益增多,“读书问答”远不能满足要求,故从《申报》独立出来,改为《读书生活》半月刊。艾思奇就是这时开始为每期《读书生活》撰写一篇哲学讲话,后集结成书,以《哲学讲话》为书名出版,后又经修改后改名为《大众哲学》再版。[56]该书于1935年出版后,大受欢迎,一再再版重印,至1949年仅读书生活出版社就出了32版,加上各地出版社的共有50多版。[57]
《大众哲学》共有五章。第一章“绪论”讲哲学与日常生活的关系,力图破除哲学的神秘性,并通过通俗的列举,引出“哲学思想就是人们对于整个世界的根本认识或根本看法,也就是世界观”[58]的结论。第二章讲“唯心论、二元论和唯物论”,但却不是武断的宣判,而是通俗地分析唯心论、二元论、宿命论等哲学思想的社会生活根源。第三章讲“认识论”,用了许多比喻,如“用照相作比喻”说明反映论,用“原来是一家人”说明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矛盾关系。第四章、第五章讲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范畴,更是生动活泼,用“天晓得”来说不可知论,用“无风不起浪”来说“事物的普遍的有机联系的规律”,用“不是变戏法”来说“事物自己运动发展的规律”,用“七十二变”说“现象和本质”,用“在劫者难逃”说“偶然、必然与自由”等,都通俗易懂,让不知哲学为何物的一般大众均能理解接受。
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宋平、莫文骅、温济泽、胡愈之、邹韬奋、黄楠森、肖前等人的回忆,都说明了《大众哲学》对于当时那些热血青年的积极影响。“从抗战前直到解放前,在这本书的影响下一批又一批青年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一些人就是由此入门,登堂入室,深入到更广阔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有人甚至还估计,当时《大众哲学》动员了十万青年参加革命。[59]此外,来自蒋介石的评论亦从反面说明了《大众哲学》的成功。担任过蒋介石的高级顾问和幕僚的马璧教授在1984年曾说,蒋介石退到台湾后曾不止一次在高层人士会议上总结过经验教训,亦曾对属下说过:“我们和共产党的较量,不仅是军事力量的失败,也是人心上的失败。比如共产党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你们怎么就拿不出来!”马璧教授还在赠艾思奇纪念馆的诗题注中写道:“1949年蒋介石检讨战败原因,自认非输于中共之军队,乃败于艾思奇先生之《大众哲学》。1975年时蒋经国尚提到《大众哲学》思想之威力。”[60]这些回忆文字或许有文学化之成分,但无论如何,《大众哲学》所取得的成就是十分巨大的,而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
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功,正如李公朴在“编者序”中所说的那样,乃在于既通俗易懂,又“出浅入深”,“全是站在目前新哲学的观点上写成的”,且“作者对于新哲学中的许多问题,有时解释得比一切其他的著作更明确”。一个例证便是,“通常的著作都把目的性和因果性连在一起叙述,本书却使它归入可能性和现实性的一节,作为全书的最后的结束。这一方面因为可能性和现实性是和人类的活动、人类的目的实现有直接关系,这样联系起来是很自然的;另一方面,把人类的目的活动列在最后一节,可以使全部哲学的理论直接转入‘变革世界’的实践问题上去。新哲学的‘重要问题就在于改变世界’,所以这里的叙述秩序是最适当的。”[61]美国学者弗格尔亦指出:“艾思奇是30年代以来中国最多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是中国唯一的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大家”[62]。冯契先生则指出:“这本书之所以能风行一时,主要是因为掌握了时代的脉搏,用哲学的理论深入浅出地回答了当时(抗战前夕)爱国青年与革命群众中切身感受到的那些问题。因此,它在理论联系实际特别是联系当时群众的思想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63]
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创作,仍属于马克思主义体系化之范围,或者说是体系化之延伸。但这一体系化既然是一种特定的体系化,即基于苏联教科书模式的体系化,则不可避免地带有苏俄教科书体系的种种局限。然而,即便受限于这种局限,艾思奇仍然有他自己的独立思考。比如,初版的《大众哲学》除过第一章“绪论”之外的第二至四章是按“本体论(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排列的。这个排列方式初看上去与苏联教科书体系很相似,但若按艾思奇自己的理解,则其意义又大为不同:“什么是正确的哲学?为什么它比别的哲学更正确,更能与事实真理一致……我们要分做三步来讲。第一步要先讲世界的本身究竟是什么东西?是物质吗?是精神吗?这一步的讨论,叫做本体论;第二步讲我们怎样能认识世界上的一切?这一步的讨论叫做认识论;第三步讲世界的一切以及我们人类的思想等等是怎样变化运动,是依着什么法则变化运动的?也就是说,世界上一切事物的最普遍、最根本的变化法则是什么?这一步的讨论叫做方法论。”[64]这样一来,所谓“本体论”、“认识论”便都成了指向改变世界的“方法论”的环节,而不再是单纯的解释世界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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