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最为重要的是对于亚里士多德视为不自由的活动的创制的不同理解。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创制活动虽为人类存在所必需,但不是自由的活动,因而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活动。这种活动或则应由奴隶来承担,或则若有可能的话可由自动的工具来承担,以便雅典公民能够从事自由的活动。但对于创制即生产劳动的这种否定的看法,正如许多论者所指出的那样,是和希腊社会中生产活动主要是由奴隶承担这一事实密切相关的。[33]然而,随着基督教的兴起,人们的生产观也在发生变化。基督教改变了希腊人对生产劳动的鄙薄态度。在修道院中,由于人人必须从事体力劳动,“奴隶式劳动与自由闲逸之间的旧式古典对立已不复存在”[34],这就为近代进一步崇尚劳动的创造意义做好了铺垫。在马克思之前,英国的哲学家与经济学家们已将劳动视为财富的唯一源泉,而黑格尔则进一步对生产劳动的积极意义给予了高度重视,他将利用工具的生产活动称之为“理性的机巧”[35]。至于他在《精神现象学》主奴辩证法部分中对于劳动的意义的肯定,更是众所周知的。[36]在这样一种观念背景下,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再推进一步,把生产劳动视为“自由自觉的活动”,把劳动对象视为“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认为通过劳动,人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甚至“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便不难理解了。既然生产劳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将其作为实践的基本内容也就是顺理成章之事了。
我们看到,从亚里士多德到马克思,实践概念的含义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一方面,实践概念的内涵从伦理交往活动被扩展到了生产劳动或创制。在马克思这里,生产劳动或创制不仅不再被排斥于实践之外,而且还成为了最为重要的人类活动,成为了实践的基础性内容,而伦理交往活动则成为了为生产劳动的方式所决定的社会形式方面。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原先被亚里士多德视为不自由的活动的创制或生产劳动,经过中世纪、近代,到马克思这里却被理解为一种本质上是自由的活动。这样一来,当我们将实践哲学规定为对于实践的研究之时,则其含义便不能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从哲学史上看,大致上说来,关于实践概念有三种基本的理解类型。首先自然是亚里士多德的伦理—行为的理解类型,关于这一理解的歧异不大。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无疑构成了另一种理解的范型。但如何理解这一范型,则有着争议。人们常常把马克思归结为功利主义的实践观,或如阿伦特那样对马克思的生产劳动概念作一种相当狭窄的解释,但这类解释并不符合马克思的思想。[37]马克思的实践概念,笔者以为哈贝马斯在认为在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看来,构成现代性原则的不是自我意识,而是劳动”,且“青年马克思把劳动比作艺术家的创造性生产”的基础上,将之名为“审美性生产”的实践概念,较为贴切,尽管哈贝马斯是批评这一范式的。[38]我们可将之称为“艺术—生产范式”。而近代以来从洛克、斯密到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对于生产劳动的理解,则明显是一种继承了亚里士多德对于创制或生产概念的理解的范式。可将此种理解称之为技术—功利主义理解。这样,我们就有关于实践概念的三种范式:伦理—行为范式、艺术—生产范式和技术—功利主义范式,从而也就相应地有了实践哲学的三种范式。
2.作为第一哲学的实践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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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是对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的革命者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