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实践哲学的传统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那里，但将人的实践活动视为第一活动或最基本活动方式，亦即将实践哲学视为第一哲学意义上的实践哲学，在西方哲学传统中只是现代的产物，而在古代及近代哲学中是不存在的。亚里士多德虽然将人类活动三分，肯定了实践与创制亦为人类活动之构成部分，但却并未给予实践与创制以最高的地位。从他将理论的对象规定为是“出于必然而无条件存在的东西”，即“永恒的东西”，而创制和实践则不过是“以可变事物为对象”[39]，便可见出其间的等级差别来。在希腊人眼中，“出于必然而无条件存在的东西”、“永恒的东西”，无疑是神圣的东西，而可变的事物则必定是低级的东西。因此，人的理论活动便是最接近神性的活动，而实践，特别是创制，则是次级的活动。从而表现于知识中，具有最高确定性的理论知识亦便是最高级的知识，而关于实践与创制的知识则是不能与之比拟的。在这种意义上，实践哲学便决不可能被视为第一哲学，第一哲学只能是一种最高的理论，即研究存在之为存在的理论。这种第一哲学后来被称为形而上学，也就是笔者所说的理论哲学。
这样一种形而上学或理论哲学理路贯穿于西方从古代到近代的哲学之中，直到19世纪在黑格尔哲学中达到登峰造极之后，才受到认真的挑战。而既然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是两种可能的哲学理路，那么，对于形而上学或理论哲学理路的挑战，便只能是来自于实践哲学。这一点诚如倪梁康先生所说的那样，“实际上黑格尔以后的现代哲学，在总体上是某种意义上的实践哲学，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的反形而上学”[40]。这也就是说，在黑格尔之后，西方哲学发生了一次具有根本意义的转向，而“这一转向，若追溯其源头，则非马克思莫属。或者说，马克思是西方现代实践哲学的奠基者”[41]。这样，作为反形而上学理解的实践哲学，便包含了一个相当宽广的系谱。
显然，在这样一种宽泛的将实践视为第一性的活动、将实践哲学视为第一哲学的意义上的实践哲学，构成了现代哲学的主潮流。这样理解的实践哲学首先是与作为形而上学的理论哲学对立的。其次，它也是与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实践哲学极为不同的。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与其人类活动与人类知识的分类相应，实践哲学只是其哲学体系的一个构成部分，而且实践哲学还不是其最重要的部分，更非能够居有第一哲学之崇高位置。而在现代实践哲学中，与将广义的实践视为第一性的活动相应，实践哲学亦居有了基础性的地位或第一哲学的位置。
当然，在都将实践作为哲学研究对象的意义上，这里所说的作为第一哲学意义上的即第二种意义上的实践哲学与前述第一种意义上的实践哲学，是有着共同之处的，即二者在以实践为研究对象的意义上是同样地区别于理论哲学的。其不同之处只在于实践活动作为第一种意义上的实践哲学的研究对象只是人类活动的一个部分，而且还是一个相对并非最高级的部分，而实践活动作为第二种意义上的实践哲学的研究对象，则在理论活动是实践活动的一个派生样式的意义上构成了哲学研究对象的全部；从而第一种意义上的实践哲学只是全部哲学的一个构成部分，而且还是一个并非最重要的部分；而第二种意义上的实践哲学则构成了全部哲学，至少构成了作为全部哲学之基础的第一哲学。因此，尽管第二种意义上的实践哲学似乎只是第一种意义上的实践哲学在研究领域上的一种扩展，但这一从部分到全局的扩展却引起了哲学形态的根本性转变，带来了哲学中革命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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