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从现实的个人出发，把劳动首先视为维持生存的手段，上述缺陷便得到了克服，从而对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条件也都进行了新的规定。现在异化概念是建立在分工理论的基础之上的，因而异化的扬弃，自主劳动的实现首先是建立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之上的，异化的扬弃的内容因而也被规定为对于分工的消灭。在这里，虽然与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一样，物质生产领域或物质实践活动仍然被视为人的全面发展实现的主要领域，但由于把劳动首先视为维持生存的手段，人的全面发展的含义也就相应地发生了变化。现在，自由活动与自主劳动仍然具有等同的意义，“完全的个人”、“有个性的个人”与在消灭了分工和私有制的条件下联合起来的个人也具有等同的意义，但是，自由活动本身却有了新的含义，那就是，“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15]不难看出，马克思在这里对人的发展的规定转换了方向，更多地承续了源于希腊精神的法国唯物主义传统。在这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不过是不局限于固定的分工而已。显然，这是一种更为现实的设想，并不存在多少超越性的想象。
但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传人，马克思是不会长久地停留在那种过于现实的非超越性传统之中的。我们看到，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对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条件又从另一个方面或另一种角度提出了新的规定，这就是从“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或自由时间的角度对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条件的规定。他指出：“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因此，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而“那时，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16]。在自由时间中，人们就真正获得了全面发展的条件，即“所有自由时间都是供自由发展的时间”[17]。这一新的探索在《资本论》的最后手稿中得到了发展，马克思由此最终达到了对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具体规定，这就是要在人类活动的不同样态的关系变化中去寻求人的全面发展的具体条件。在这里，马克思认为，在物质生产的领域，人类不可能摆脱自然必然性的支配，而只能够通过消灭分工和私有制而扬弃历史必然性，使之不再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在最合理的条件下，进行物质生产，因为“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18]。因而，人类在物质生产领域最终所能够实现的只是一种人类能力的有限发展，一种有限的自由，而人类能力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领域作为“真正的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19]。这一领域在马克思看来就是人类艺术活动的领域。无论在早期还是在晚期，马克思在规定人的全面发展的条件时，都是把人的全面发展与审美活动联系在一起的，都是把艺术活动作为真正自由的活动的典范来看待的。自由王国也就是美的王国。[20]
在这里，我们看到，马克思自由发展观中现实性与超越性的内在张力，以一种类似于康德的奇妙方式获得了理论上的完满解决：一方面，理想世界完全基于现实的物质生产力发展所带来的自由时间的增长，但在这个现实王国里，人类只能实现一种有限的自由，获得有限的发展；而另一方面，“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的“真正的自由王国”，则是一个“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21]的理想世界。但是，理论上的完满解决决不意味着这一张力不再存在，而是以一种更为深刻的方式走进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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