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现实社会主义实践中对人的发展理论的不同阐释
马克思以一种极为巧妙的方式完满地解决了他的人的发展理论中现实性与超越性的内在张力问题，但这种解决毕竟只是一种理论上的解决，而在现实生活中，人们还必须面对这种张力。在马克思之后，社会主义运动并不是如他所设想的首先在发达国家取得胜利，而是相反，首先在欠发达的俄国取得了成功，随后又在中国等东方落后国家获得胜利。这些国家极其落后的生产力状况显然无法提供马克思所设想的工作日的大幅度缩短和自由时间的大幅度增长。而且，即便不是首先在落后国家取得胜利，而是在发达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恐怕这些国家的生产力水平也无法提供能够使人自由发展的自由时间。面对这些现实问题，既然无法使马克思人的发展理论与现实直接对接，人们对这一理论便只能考虑进行各种新的阐释。相关于这里所关注的问题，我们主要考虑三种阐释：一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一般阐释，二是毛泽东“五七指示”中的独特阐释，再就是现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人们的阐释。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代的新阐释总的说来是要适应生产力落后状况而极力强调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性，但一般并不是强调生产力发展对于可供用于自由发展的自由时间的增长作用，而是将生产力的发展所带来的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直接视作为人的发展之积极内容。最为著名的提法当属列宁关于共产主义之为苏维埃加电气化的说法，以及20世纪50年代流行于中国的关于共产主义为“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通俗版本。在此理解的基础上，迅速提高物质生产力便成了当务之急。于是便有了“大跃进”，有了超英赶美，二十年里实现共产主义等“豪言壮语”式的发展目标。在这一阐释中，虽然共产主义被频繁地提及，但由于被视为一种在近期（几十年内）即可达到的目标，因而，所关注的便必然只能是现实的物质生产力发展水平，而不可能顾及那“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的，“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的“真正的自由王国”。这样一来，马克思人的发展理论中现实性与超越性的内在张力便在一种淡化其超越性的方式上被忽视，从而也就使这一理论得到了新的阐释。显然，这类新阐释的基本趋向是将马克思人的发展理论中的超越性与现实性作了某种使超越性屈服于现实的调和。
但在现实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对马克思人的发展理论的新阐释并不止于此。当毛泽东发现单纯地强调生产力的发展有可能使人们忘记革命的理想，从而滑向资本主义之时，他对人的发展问题给出了另一种新的阐释。这就是毛泽东在其“五七指示”中所阐发的人的发展理论，即军队、工人、农民、学生都要以自己的本业为主，兼学别样，更要批判资产阶级。不难看出，毛泽东的“五七指示”与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有某种类似之处，即看重旧式分工的消灭，把人的发展理解为不受旧式分工束缚的“全面”或“多面手”状态。但在一点上是根本不同的，那就是，马克思强调分工的发展受生产力发展的制约，人的自由发展只能在生产力发展状况所制约的范围内实现，而不能超越于这一制约；而毛泽东的“五七指示”中则并未提及生产力水平问题，至少是不重视这一点的。总之，毛泽东这一新的阐释的特点是，生产力发展的条件这一现实性方面不再受到重视，而是着重于直接实现“全面性”理想，但这种“全面性”又不是一种超越的理想性，而是在现实中只要主观上有此愿望，就有可能实现的“全面性”理想。不难看出，毛泽东的这一阐释具有浓厚的中国文化传统中关于人的本质和理想社会想象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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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送门： 马克思是对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的革命者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