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列宁的意见，马克思和恩格斯世界观的彻底转变是以1843—1844年间的主要哲学著作为标志的。1843年夏，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最早得出这样的结论：要获得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钥匙，不应当到被黑格尔描绘成“整个大厦的栋梁”的国家中去寻找，而应当到被黑格尔所轻蔑的“市民社会”（即社会的经济基础）中去寻找。在马克思世界观的转变中占有重要地位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书，不仅研究了经济关系，揭示了生产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决定作用；而且剖析了异化劳动，肯定了劳动是人的本质。这无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还是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建立，都是有重要意义的。因为只有确立生产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把实践引入认识论才获得了充分的根据；只有深刻地把握了人的本质，认识的主体才能得到科学的说明。可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一般宇宙观和社会历史观的形成过程确实是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
除此之外，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和《经济学大纲》等著作，也为新的世界观的创立奠定了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在1844年合写的第一部著作《神圣家族》中，针对青年黑格尔派认为只有杰出人物才是历史的创造者的错误观点，第一次提出了只有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历史创造者的重要原理。接着，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唯物史观作出了第一次全面的阐述，其中包括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原理，并且对这些原理的实质做了集中的概括。他们指出：“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2]这正是马克思后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唯物史观实质的经典表述的基本思想。这标志着马克思和恩格斯由唯心主义世界观向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转变的完成，同时也标志着崭新的唯物史观的形成。此后，包括唯物史观在内的整个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便开始了新的发展。
由于历史环境和斗争的需要，特别是针对旧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失足，马克思、恩格斯在完成他们世界观的转变时，特别注意对社会历史规律的研究，把着重点放在历史的唯物主义上面。这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过程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先，辩证唯物主义在后；而只能合理地理解为，唯物史观的发现对于辩证唯物主义的统一的宇宙观的形成显得特别重要。因此，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是先于辩证唯物主义而产生，如同把辩证唯物主义看作先于历史唯物主义而产生，而后才推广和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一样，都是不正确的。
诚然，列宁也讲过历史唯物主义是唯物主义的“推广”这样的话，但列宁是针对旧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和片面性来讲的。既然旧唯物主义是“半截子”唯物主义，它只做到了唯物地解释自然，却不能进而对历史也作出唯物主义的解释，那么当然就有“把唯物主义对自然界的认识推广到对人类社会的认识”[3]之必要。很显然，这里讲的“推广”，就是把唯物主义贯彻到底的意思。而对于本来就已经把社会历史看作物质运动的一种形式的辩证唯物主义来说，就不存在克服不彻底性的问题。当然，这并不排斥在实际生活中要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去观察和分析包括社会历史在内的各种现象。但这是世界观在实际问题上的运用，同作为整体的世界观和作为这个世界观的构成要素的某个部分的关系问题，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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