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当站在一个新世纪的开端回头审视一下20世纪的文化景观和文化状况时，那些曾经深深困扰着现代人、引起社会普遍的文化焦虑的文化问题，在今天是否已经得以解决或者缓解？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可以说，经过一个世纪的探索，人类在应对现代文化危机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不仅在意识上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各种文化模式和文化精神，特别是表征现代性的理性文化的极限，以及现实的和潜在的消极后果，并且通过深刻的文化批判在自觉修复人和自然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些文化问题并没有根除，因为文化问题往往是人的生存方式自身的根本性问题，而改变和优化人的存在方式是一个开放的、永远无法完结的人类任务。不仅如此，从20世纪后期，人类开始遭遇的最大现实是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这样一来，20世纪的各种文化危机和文化问题，以及一些新的文化问题开始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以更加复杂的关联形式呈现，其严重性和所带来的社会影响都是前所未有的。因此，自觉的文化理论不仅不会从历史的舞台上退场，而且将承担着更加繁重的文化批判和文化建设的任务。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清晰地看到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在21世纪进一步彰显当代价值的更大的社会历史空间。毫无疑问，在21世纪进一步发展和丰富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所面临的最大的任务，就是要清醒把握全球化的文化逻辑，自觉地承担起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的文化使命。
在世纪之交，很多理论家意识到，从20世纪后期开始，人类社会发展的文化内涵在更多的维度上展开，不仅包括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和理性文化的反思批判问题，还越来越多地同更多的国家的发展问题紧密相关，而这些发展问题又是在全球化视域中展开的。世纪之交，美国哈佛地区一些学者曾发起关于文化与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联系问题的专题研讨，其中贫穷国家，以及美国少数民族成就不足的问题成为关注的焦点[4]。亨廷顿在为研讨会论文集所写的序言中指出，20世纪社会科学界对于文化作用的重视，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早先，在40年代和50年代，曾有不少学者重视文化因素，从文化的角度理解各种社会，分析它们之间的差别，解释它们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状况。”[5]然而，在其后的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学术界对文化的研究一度显著减少。到了20世纪80年代，对文化这一变数的兴趣开始回升。到了世纪之交，关于文化的研究进一步升温。按照研讨会组织者劳伦斯·哈里森的说法，“在过去15年中，文化研究有了复兴，正接近于明确提出一个新的以文化为中心的发展范式，或人类进步范式”[6]。
亨廷顿认为，20世纪末人们对文化的关注是与对全球范围内的发展问题的关注紧密相关的。他以韩国和加纳为例，从文化的视角对两国在20世纪下半叶的发展作了比较。亨廷顿指出，在20世纪60年代，两国的经济水平、经济构成、出口、接受援助等方面都十分相似。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韩国成了一个工业巨人，经济名列世界第14位，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民主体制方面也取得重要进展，而加纳却没有发生这样的变化，它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相当于韩国的1/14。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的差别？“无疑，这当中有多种因素，然而在我看来，文化应是一重要原因。韩国人珍视节俭、投资、勤奋、教育、组织和纪律。加纳人的价值观则有所不同。简而言之，文化在起作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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