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伦斯·哈里森持同样的观点，他指出：“在20世纪后半期，世界注意力的焦点由那些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破坏的国家的重建，转到了设法结束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大部分人所忍受的贫穷、愚昧和不公正，至今已近五十年了。”[8]他认为，人们曾经对这些国家的快速发展抱有乐观情绪，但是，当我们走进21世纪的时候，乐观情绪已经被挫败和悲观所代替。因为除了少数几个国家，“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依然远远落后，在许多国家中，人民的物质状况甚至比半个世纪前并无改善”[9]。劳伦斯·哈里森把其中的主要原因归结为这些国家文化对于发展的阻碍，而政府和社会各界往往忽略文化因素在发展中的特殊作用。他提出：“文化价值观和态度可以阻碍进步，也可以促进进步，可是它们的作用一直大体上受到政府和发展机构的忽视。我相信，将改变价值观和态度的因素纳入发展政策、安排和规划，是一种很有意义的办法，会确保在今后50年中世界不再经历多数穷国和不幸民族群体过去50年来所陷于其中的贫困和非正义。”[10]哈里森还指出：“一种注重文化和文化变革的重要而且令人抱有希望的思潮正涌动于世界各地，它关系到穷国，也关系到富国中的贫穷少数民族群体。它其实并不新。它的源泉可以回溯到班菲尔德、韦伯、托克维尔，至少再追溯到孟德斯鸠。它从一个重要方面说明了为什么某些国家和民族/宗教群体的境遇优于另一些国家和民族/宗教群体，不仅在经济上如此，而且在巩固民主体制和社会正义方面亦是如此。这些经验教训正日益得到实际应用，尤其是在拉丁美洲得到实际应用，将会为世界上绝大部分尚未得到繁荣、民主和社会正义的人民照亮进步之路。”[11]
应当说，这些理论家关于发展和文化的内在联系的探讨对于更加全面认识当代人类所面临的文化问题的广度和深度，具有重要的价值。但是，在这些西方学者关于发展和文化问题的理解中，存在一种占主导地位的价值取向，即他们大多强调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自身文化模式和价值观的落后阻碍了它们接受或者建立现代生产方式、制度安排和社会生活，因此，问题的出路在于这些国家要自觉地移植西方发达国家的理性文化精神和价值观。不可否认，这些理论分析抓住了一些问题，但是，所形成的认识和结论还不够深入，只停留于文化问题的表面，而没有深入到问题的深层次。我们且不说不同民族、不同族群的文化多样性和文化差异性是一个历史积淀，不可能通过其他文化的简单移植而完全根除原有状况的问题。这里要面对的是另一个问题，在全球化背景下，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在发展方面的困境仅仅是自身文化和其他原因的结果，还是与不平等的全球化体系和国际秩序有密切的关联？事实是，发展理论领域的许多理论家揭示了另外一个问题，即中心和边缘分化的、不平等的国际秩序和世界体系加剧了不同国家之间的贫富差别。因此，我们必须把发展所遭遇的文化问题放到全球化的背景下加以审视，才能更加深刻和全面地把握问题的实质。不容置疑的是，当代人类文化面临的巨大问题是：随着现代性的全球扩张，经济全球化展示出强有力的文化逻辑，引发了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文化的多样性与文化霸权的共存与张力。因而，在当今时代，文化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凸显，但是，文化也越来越成为当代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因此，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首先需要厘清的是全球化的文化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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