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由于从《讲座》中获得了这样的认识，胡塞尔才会对《观念I》的研究领域做了自觉的限制。但是，在《讲座》中，关于感觉和意向的构造的分析是一种纯粹的形式分析，“它描绘了一个意识和成就的领域，这个领域是所有进一步构造的前提，但它没有涉及这种随后的构造的内容”[10]。索科罗夫斯基敏锐地察觉到这一点：“就像行为的时间构造没有说明行为的性质（它没有说明，为什么一个行为是意愿而另一个是感知）一样，感觉的时间构造也没有说明它们的性质要素。在胡塞尔关于内在客体之时间构造的理论中存在某种形式主义。”[11]因此，尽管胡塞尔通过这种关于时间的形式分析揭示了形式—材料图式的局限性，但是，这种揭示尚不涉及发生。也就是说，《讲座》尚未达到从发生性的构造的立场或发生性的构造的图式出发来检验形式—材料图式的有效性的高度。同样，在《观念I》中，胡塞尔自觉的方法论策略也不是建立在发生的观念的基础上的，所以他才会把时间的问题域看成一个完全独立的或自足的研究领域。结果显然是，胡塞尔在那里只是有意识地限制了形式—材料图式的有效性范围，而缺乏对这种构造图式本身以及感性原素与意向立形之间原则性区分的本质思考。与这种关于时间的纯形式分析的立场不同，胡塞尔在《形式逻辑与先验逻辑》中从发生性的构造的立场对形式—材料图式做了原则性的批判。但是，即使那时他也没有完全放弃感性原素与意向立形之间的原则性区分，而是认为这种区分对于现象学初学者来说是首要的事情（XVII，292）。[12]
关于胡塞尔在感性原素与意向立形之间的区分和形式—材料图式问题上的这种保留态度，我们可以从他在现象学还原的具体实施步骤上所采取的方法论策略和他对于先验意识生活的本质把握这两个方面来理解。在胡塞尔看来，先验的意识生活是一个无限的持续生成、持续客体化或世间化的过程。先验还原的目的就在于脱客体化或脱世间化，而先验构造的理论是要在先验还原的态度中，通过对客体和世界在先验意识生活中的构造的分析，达到对于客体化或世间化过程的先验理解。因此，对于无限的客体化或世间化过程来说，形式—材料图式和感性原素与意向立形之间的区分尽管具有临时的性质，但是，它不仅为我们探究先验意识生活的深度提供了坐标或引导线索，而且为我们描述先验意识生活之持续生成的状态和层级结构提供了操作性工具。芬克在指出原素与立形之间区分的临时性的同时，明确肯定了保持相对区分的意义。在《当代批评中的胡塞尔的现象学哲学》中，他这样说道：“实际上，现象学的构造中不存在异质性要素的二元对立，而只有相对的层次，亦即从构造上统一地揭示世界从先验主体性之生活深处的起源的相对层次。”[13]对于整个先验现象学研究来说，形式—材料图式作为操作性的工具假设可以被形象地比作搭建现象学大厦的脚手架，而一旦我们“登楼拆梯”，就会达到对先验意识生活的本质理解和把握。当然，这是从发生性的构造的立场重新审视静态的构造的结论。
上述分析表明，《观念I》对于形式—材料图式的限制还不是发生性的构造的观念引导的结果。但是，它所体现的明确的方法论意识却为发生性的构造观念的形成提供了契机：“我们通过还原产生的先验‘绝对’实际上并非最终物。它是在某种深刻的和完全独特的意义上被构造出来的东西，而且在一种最终的和真正的绝对中有其起源。”（III/1，163）显然，胡塞尔并不满足于《观念I》中有限的问题领域，他的先验现象学最终要回溯到“绝对的起源”维度，亦即时间性维度。在他看来，这种“绝对的起源”领域的构造是“某种深刻的和完全独特意义上”的构造，这当然是相对于按形式—材料图式进行的构造而言的。索科罗夫斯基正确指出：“在《观念I》中，在意向性的高级层次与较深的时间层次之间存在一个冲突，这个冲突是胡塞尔无法解决的。”因为《观念I》的“这种高级层次的分析都是静态的分析，它们的静态特征使得胡塞尔不可能将主体性内部的流动的时间性与它们协调起来”，而“只有当他引入发生性的构造的理论，他才能解决这个困难。那时，意识的时间特性同样会进入意向性的高级区域”。[14]这种“静态特征”可以被看作形式—材料图式的必然结果。因为只要遵从这种构造图式，意向分析就只能建立在某种“现成的”材料——无论这种材料是感性原素，还是具有某种形式的较高级的材料——和意向立形之上，而这必然遮蔽了那种通过内容的具体融合所产生的特定的意向综合。因此，在《观念I》中，形式—材料图式不仅限制了现象学问题域，而且使得其整个研究都带有某种形式主义的局限性。这种形式主义的局限性在于：无论对于行为性质和感觉内容，还是对于客观意义的内容和对象的内容，我们都无可言说。结果，“一个被给予的对象或一个被给予的含义一再出现在同一个意识流中，胡塞尔却无法说明，这种再现如何改变了对象或含义的意义”[15]。因此，我们看到，形式—材料图式的固有局限性在胡塞尔那里引发了两种转向发生性的构造的动机。首先，先验现象学向“绝对的起源”维度回溯的目标要求将反思的目光扩展到内时间意识领域。《讲座》中关于内时间的分析图式尽管能够满足这种扩展的要求，但是，为了能够使意向性较高层次的构造与体验流的时间性的构造相协调，胡塞尔必须另辟蹊径，以引入某种“深刻的和完全独特意义上”的构造图式。其次，形式—材料图式导致静态的构造性分析必然具有某种形式主义特征，而克服这种形式主义局限性的努力也必然将胡塞尔引向发生性的构造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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