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逊与伊格尔顿同属当代英美新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代表人物。两人的相似之处在于都把自己的美学和文学批评与文化研究紧密联系起来，成为当代西方文化批洋的重要代表，但两人亦有明显不同，伊格尔顿更重视艺术的史化和意识形态的生产，而詹姆逊则更注重艺术本文的文化解释，解释成为其文化美学和批评的中心。他从当代资本主义的文化现实出发，强调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解释当代艺术已成为当务之急。他说：“马克思主义的阐释问题本身也显得日益迫切……然而我们最初的困境依然存在；因为在现代时期，迫切要求解释的不是其他文化的艺术，而是我们自己的文化的艺术。”[173]在20世纪70年代初，他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及要对文学批评采取解释学的立场。如在论述“辩证批评”的典型特征时，他提出了“解释网”的概念，认为“这种解释网应该使我们愈来愈接近辩证思维中那个终极对象，也即具体事物本身”[174]；在讨讨辩证思维中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时，他又说，“如果我们采取一种与其说［哲学的］毋宁说是［解释学的］观点”，就有可能“走向这一最终的辩证立场”。[175]在探讨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学的关系时，他论述了马克思主义批评的解释学性质——理解和对话，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批评来说，作品就其本身而言恰恰是不完满的，而是当作一种显示或言语的延伸传递给我们的，除非我们能［理解］最初形成这种显示的情境，［理解］在这情境中这种显示是对其［对话者］的一种［回答］，否则就无法领悟”[176]；在分析马克思主义与“内部形式”的关系时，他认为这是“一个［解释学］概念”，当批评从外部形式向内部形式运动时，“它所强调的是解释运作本身”。[177]由此可见，在詹姆逊心目中，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文学理论和批评，应是一种文化解释学。事实也确实如此，他承认其《语言的牢笼·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一书“采用了一种对于经验的存在域破译的术语，这可以认为是对一个本文的解释学评注”。[178]
詹姆逊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解释学，应坚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应对文学本文产生的社会历史环境，“连同其形式和内容以及上层建筑同基础结构之间关系的特殊问题”[179]，作出深刻的分析。他强调，马克思主义“真正的解释”应“使注意力回到历史本身，既回到作品的历史，也回到评论家的历史环境”。[180]他还说，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批评，在一定意义上是把“文学或文化现象［终极解释］代码”看作是一种“社会—经济学‘转换’”。[181]在谈及萨特《辩证理性批判》一书时，他指出，该书在解释“如何从心理层面过渡到社会层面？以及的确还有如何从社会层面过渡到经济层面？意识形态……与冲突着的群体之更基本的社会和历史现实之间的关系怎样”等问题方面，“为一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解释学］提供了技巧”。[182]这里重点不在赞扬萨特，而在揭示了马克思主义解释学的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路。这些充分说明，詹姆逊再建构其文化解释学时，是始终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的，这即使是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也是难能可贵的。
詹姆逊建构文学解释学的努力根源于当代资本主义文化发展的新需要。首先，他认为解释产生于对解释的客观需要，没有这种需要，解释就不会产生。他说：
关于解释的任何真正有意义的讨论的出发点，绝不是解释的性质，而是最初对解释的需要。换句话说，最初需要解释的，不是我们如何正确地解释一部作品，而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这样做。一切关于解释的思考，必须深入阐释环境的陌生性和非自然性；用另一种方式说，每一个单独的解释必须包括对它自身存在的某种解释，必须表明它自己的证据并证明自己合乎道理：每一个评论必须同时也是一种评论的评论。[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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