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他从文化发展角度论述了对解释的客观需要。他指出，一般说来，解释“产生于文化的需要，产生于该社会为要吸收其他时期和地区的伟大遗产的极端努力。这些遗产的原始动机对他们毫不相关，因而需要一种重写活动——通过详细评论和人物分析方式——以便在新的事物组合中处于适当的位置”。[184]这是就解释的一般文化需要而言的，主要是为吸收历史上和其他地区的文化遗产而需要解释即“重写”。
其次，针对当今世界发展的不平衡性和社会文化发展的新情况、新特点，他认为尤其需要解释，而且需要不同类型的解释。他认为在当今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中，会提出不同的需要解释和回答的问题，也就需要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解释学。他说：“在今天的世界应该存在着几种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其中每一种马克思主义都满足了其所在的社会、经济体系的特定需要和问题”。他列举了适合社会主义集团中的工业国家，中国等第三世界国家和西方垄断资本主义国家三种需要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解释学的类型。其中每一种马克思主义都应结合其所面对的特殊问题。他并指出，这种按不同需要来建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解释学的立场“同思想反映具体社会情况的原则完全一致”。应当说，詹姆逊在此是坚持了唯物史观的。
最后，他深入分析了西方“后工业资本主义”，特别是美国社会文化的新情况，认为这更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给予解释和回答。他对“当今所谓先进国家的社会生活”作了如下的描述：
这些国家给我们展现了这样一幅世界图像：在那里，真正的自然已不复存在，而各种各样的信息却达到了饱和程度，这个世界的错综复杂的商品网络本身就可以看成一个典型的符号系统。因此，在把语言学当作一种方法和把我们今天的文化比作一场有规律的、虚妄的噩梦之间存在着非常和谐的关系。[185]
这确实是对西方资本文化生活的一个准确、简明、生动的概括。面对这样一种与20世纪30年代西方社会相比已发生了重大变化的新情况，詹姆逊认为也不能死抱住过去的马克思主义解释模式不放，而应有所变更。他认为，在较早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中，从考德威尔、费舍尔到卢卡奇，基本上遵循阶级分析的理论模式，那是因为“20世纪3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批评所必须面对的现实，是不复存在的较为单纯的欧美大陆现实”，“那是一个社会冲突更尖锐而更加一目了然的世界，不论在单个的民族国家之内，还是在国际舞台上，都投射出各个阶级相互对立的一种明确的模式”，然而，“这种阶级模式”“今天已不复存在”，它“似乎已确凿地被后工业资本主义的生产和组织的新方式打得粉碎”。这就需要马克思主义者调整自己的理论模式，针对新问题、新情况，作出新解释、新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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