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卡尔的声明刊出后引起一片哗然,立即激起热烈的反响和争论,形成了所谓“苏卡尔事件”。就在“苏卡尔事件”爆发的第二天,后现代派学者菲什(StanleyFish)率先在《纽约时报》上撰文反击,1996年8月8日主流派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温伯格(StevenWeinburg)在《纽约书评》上发文为苏卡尔的成功叫好,抨击后现代派不懂科学,并从文化/科学二元论的角度论述“物理研究的结果没有文化上的后果,而且物理研究不需要其他文化上的资源”。随即一些生物科学家和物理学家在10月3日的《纽约书评》上对温伯格的批评发起了的强烈反击,认为与后现代的“泛文化主义”一样,温伯格的论调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从二元论出发,将经他化约过的科学与文化完全隔离开来了。近代物理史家怀斯(NortonWise)认为《社会文本》的编者只是愚蠢,而温伯格的影响则更坏,他以诺贝尔奖得主的身份大肆宣扬天真的化约论。虽然怀斯的近代物理史研究非常出色,但他却为批评温伯格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他在一些科学家联合阻挠下,最终未能获得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终身教授职位。拉图尔为此颇为愤慨,并在互联网上向苏卡尔叫板,认为他既然以维护知识操守自居,那么现在就应该站在科学研究这一边,严厉批评一些科学家的反知识的态度。
1996年11月在世界科学哲学学会两年一度的大会上,还组织了一场专题讨论会,由苏卡尔与后现代科学史家皮克林(AndyPickering)就科学知识的本质问题展开辩论,皮克林托故避战,世界科学哲学学会前任会长、后现代科学哲学家法因(ArthurFine)和现任会长弗里德曼(MichaelFreedman)等人在专题讨论期间以及会后与苏卡尔展开长达数小时的舌战。苏卡尔任职的纽约大学也组织了一场公开辩论,让苏卡尔与洛斯当面交锋,将此事件推向戏剧性的**。“苏卡尔事件”还很快波及法国等国家。
正当辩论方兴未艾之际,苏卡尔又在1997年10月推出了一本与比利时鲁汶大学的理论物理教授布里可蒙(JeanBricmont)合作的法文版新书《知识分子的欺诈》,它出版后立即登上了非小说类的畅销书排行榜,在法国知识界掀起轩然大波。法国《解放报》、《世界》周刊和《研究》杂志组织了专题报道,包括德里达在内的一些著名学者纷纷发表观感,使“苏卡尔事件”成为欧美知识界近两年来最为引人注目的热门话题。
苏卡尔和布里可蒙在《知识分子的欺诈》一书的序言中,不无得意地评点了苏卡尔的恶作剧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不少文学和人文学界的青年(还有不太年轻的)写信给苏卡尔,感谢他表达了他们对统治他们领域的后现代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反驳:例如,有一个自费大学生表示他的感觉就像是花钱买了童话中那位赤身**的皇帝的新衣。另一个学生说他和他的同学们都感到欢欣鼓舞,只是要求不要透露姓名,因为他们希望有朝一日能将他们的学科彻底改造。不过在此以前必须先得到永久职务。”[199]苏卡尔解释了自己的动机是:对于广大的文学研究和人文学界似乎都皈依了后现代主义感到既惊讶又恼火,因为这一思潮的特点无非是对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或明或暗的拒斥,对所有经验的测试作出自行其是的理论发挥,以及在认识论和文化上的相对主义——其表现之一就是把科学当作“叙事”或社会结构来对待。随后,苏卡尔和布里可蒙还指责了后现代主义对于物理学—数学名词的概念一而再、再而三地滥用,已经到了作伪的程度,并试图推而广之地分析充斥于后现代派著作中的某些思想混乱,而这种混乱在后现代主义的科学话语的内容和哲学思考中都是同时存在的。苏卡尔和布里可蒙在书中打算重点讨伐后现代派的四种“滥用”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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