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军连遭败绩的消息传来，整个朝廷都为之震动。汉武帝见两路兵败，更是食不甘味，坐立不安。汉武帝本希望李陵在兵败路绝之时，能战死全节，给汉王朝和他自己挽回一点面子。后来却听说李陵做了俘虏且投降了匈奴，大为气恼。于是便召集朝臣商议处置的方案。大臣们深知李广利作为汉武帝宠姬的哥哥在朝廷中的地位，不敢对他有更多的责备，于是将兵败匈奴的全部责任和气愤全倾注到李陵一人身上。有的甚至火上加油地说李陵辜负天恩，刚愎自用，丧师辱国，罪在不赦，其家属也应连坐等，极力怂恿汉武帝重重治罪。
在场的司马迁却越听越不是滋味，心想，几天前还在盛赞李陵功劳的这些人，今天却又痛骂李陵想置他于死地。相反，对败将李广利却不敢责备，胸中很觉不平。因此，当汉武帝召问他对李陵事件的看法时，司马迁以自己对汉武帝的“拳拳之忠”，以及坦率、耿直的性格，力排众议，大胆地为李陵辩护。
司马迁说：“我和李陵都在宫中任职，没有甚多交往，甚至不曾在一起饮过酒，说不上有什么特别的情谊。但我了解他平时的为人，是个能自守节操的出众人才。他侍奉双亲很孝敬，待人接物讲信用，平时廉洁奉公，不贪图和索取分外的财物。能分别尊卑长幼而礼貌待人，谦恭自约，礼贤下士，常常想着奋不顾身地为国家的急难而献身。他平素所含蕴的品德，我以为具有国家杰出人才的风范。作为一名臣子，出于宁肯万死不求一生的考虑，奔赴国家的危难，这已经是难能可贵了。如今他一有过失，那些平时贪生怕死，只想保全自己和家室私利之徒，却任意夸大、制造吓人的罪名强加于他，对此我实在感到不安和痛心。
况且，此次李陵只率领不足五千的步兵深入胡地，前锋已攻入单于的王庭，这就如在虎口边设下诱饵，勇猛地向强大的胡军挑战，与占据有利地形和数倍于自己的敌军展开激烈的战斗，不屈不挠。连续奋战十几天，歼敌人数大大超过自己军队的伤亡数。胡人的首领都为之十分震惊，他们征调了左贤王、右贤王所部，几乎出动了所有能拉弓射箭的人，倾巢而出对付李陵的进攻。李陵率部转战千里，箭矢已尽，无路可走，而救兵又迟迟不至，死伤的士卒堆积如山。尽管如此，只要李陵一声号令，疲惫不堪的士卒又会振作精神举起空的弓弩，奋不顾身地与敌人展开搏斗，直到最后一息。
李陵未遭覆没之时，有使者前来报告战况，朝廷上下的王侯公卿们无不向主上举杯祝贺。时间仅仅过了几天，李陵兵败的消息传来，主上为此不思茶饭，无心上朝廷理政，大臣们大多担忧害怕，不知所措。看到主上如此悲痛伤心，我虽地位卑贱，但还是不自量力，想献出自己之愚见。我以为李陵对部下能做到与之同甘共苦获得部下的信任，拼死出力，如此品格，即使古代的名将亦属少见。李陵如今虽已兵败被俘，但从他平时的所作所为可以料想，他是在寻找适当的机会主动归汉。事到如今已无可奈何，但他打击敌人的大智大勇和立下的战功，已足以彰明于天下。早想将这些想法向主上陈述，只是没有机会，适逢这次主上亲自召见询问，我借此说李陵的功绩，想以此宽慰主上之心，堵塞那些对李陵过分怨恨的言辞。”
李陵兵败降敌是不足取的。司马迁以李陵平时的为人和功绩替他开脱、辩护，其理由很难站得住脚。然而，司马迁在汉武帝面前直陈己见，其主要用意也许并非要替李陵辩降，而是站在历史家的立场上，表明自己对此事的看法，以求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他一方面宽慰汉武帝的心，另一方面希望他能公正对待将士的功过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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