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世界的理念与理性自由的传统表征着西方哲学—文化的基本精神与根本特性。渊源于古希腊时代的理性与自由的精神—文化传统，体现为理念世界与感性世界之间的内在紧张和深刻对峙，体现为基于理念世界的理性原则对作为现象世界的感性秩序的反思批判和规制塑造。柏拉图在前人探索的基础上所确立的以理念世界与感性世界的内在紧张为典型特征的古希腊哲学的精神，在根本上确立了以理念世界的理性原则与合理秩序来审察、反观、批判现存世界的精神自由，这种精神自由推动着哲学家、思想家们能够以坚定不移的理念原型、理性信念去设计、规约、塑造现存的世界秩序，从而在理念世界与感性世界之间保持了一种必要的张力关系，一种内在的紧张结构。
1.柏拉图的动机与哲学王的使命：用“善的理念”“拯救现象”
两个世界的哲学理念标识着柏拉图哲学的基本面貌和突出特征。柏拉图关于理念世界与感性世界区分开来并以理念世界主导感性世界的重大意义，不仅表现在他的哲学认识论上，而且更深刻地表现在他的社会政治学说中。
柏拉图的理念论是他所设计的理想国家的哲学基石。柏拉图写作《国家篇》的目的，就是从其理念论出发构建和谐、完美的理想国家的范型，并以此来应对希腊城邦的深重危机。为了挽救危机中的希腊城邦制度，柏拉图将社会伦理思想与政治哲学融为一体，力图以正义理念为核心原则构建理想的城邦国家，并由此提出了用哲学王进行统治的人治的哲学理念和政治原则。
在柏拉图那里，理念世界的理性法则是法治、政府、国家之现实存在的深刻根基。要建立一个和谐、完美的理想国家，需要懂得管理这种国家的知识，必须拥有一个国家的理念型式。柏拉图基于理念世界与感性世界之两个世界的内在张力，试图以正义国家与不正义国家的明确区分为前提，并从正义的理念出发，为重塑不理想不完美的非正义国家提供一个理想的、应当如此的模型或范式，因此“我们的首要任务乃是铸造出一个幸福国家的模型来，……铸造一个整体的幸福国家”[1]。这个理想的、幸福的城邦国家体制的最根本的伦理基础是正义，正义之所以是最根本的伦理基础，是“因为它统摄和综合了智慧、勇敢与自制三种美德，保障着国家体制与秩序的稳定”，是“最能使我们国家善”的根本原则。[2]
柏拉图把哲学王作为理想的城邦国家得以实现的关键环节。因为只有掌握了理念论哲学的哲学王，才能根据理念论原则拯救和治理感性的现实世界，即拯救和治理处于深重危机中的城邦国家。
柏拉图强调真哲学家应当是能够“把握永恒不变的事物的人”[3]，是既在心灵中“知道每一事物的实在”和“清晰的原型”，又能在“经验上”理解事物的人。[4]只有“同时具有着两种品质”的人才应当成为“城邦的统治者”[5]、“城邦的领袖”。[6]柏拉图在《国家篇》第六卷中之所以用大量文字讨论哲学家的本性和品质，是因为“哲学家就是那些能够认识真正的存在，认识绝对真理的人，因此他们能够制订并保卫美、善和正义的法律，应该成为国家的统治者。他们爱好真理，爱好真实和智慧的东西，不追求肉体的快乐和物质的欲望，不怕死，不贪财，心境宽广；他们敏于学习，有良好的记忆。他们的这种本性很容易认清事物的‘相’（idea）”[7]，柏拉图之所以孜孜以求地特别钟情于让拥有“善的理念”的哲学家担当统治者，在于他力图用“善的理念”去“拯救现象”的深层思想动机。柏拉图通过两个世界的内在张力所凸显的，是理念论哲学的巨大的实践功能，体现了作为实践哲学的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的深刻魅力。
2.两个世界的过渡形态：真正的法律与现实的政制的内在张力
《政治家篇》是柏拉图从《国家篇》之人治理想到《法篇》之法治原则的过渡或中介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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