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克曼也认为：“在欧洲哲学的肇始期，柏拉图提出了为理性所作的最令人信服和最全面的陈述。……柏拉图详尽地阐明了下列观点，即认为一种完美的、合理的和明晰的秩序是隐藏在我们感官所感知的杂乱无章和混乱不堪的日常世界的背后的；……认识到这一点不仅能帮助我们理解感性世界，而且能为我们提供个人和政治的生活的行为准则。”[22]
所有这些中肯的分析和描述都表明，两个世界的内在张力对保持人们的精神世界的独立与自由，并基于理念世界的理性原则认识、批判和塑造感性世界，都具有根基性的重大意义。对柏拉图来说，他之所以创立理念论，之所以写作《巴门尼德》、《国家篇》、《政治家篇》、《法律篇》等一系列伟大著作，目的都是为了用“善的理念”“拯救现象”。[23]这是对柏拉图的哲学理想和哲学特征的最恰当的概括。划分和界定理念世界与现象世界，并在两个世界的内在张力中揭示用善的理念拯救现象世界的崇高使命和重大意义，是以柏拉图为卓越代表的古希腊哲学所奠定的整个西方哲学和整个西方文化的基本结构和基本精神。
因此我以为，仅仅把柏拉图两个世界的哲学—政治理念批评为唯心主义而加以抽象否定，或者像波普尔那样过于简单地把柏拉图的哲学宣布为极权主义[24]，都是远远未触及事情本质和要害、却又常常制造了哲学冤案的独断主义。我们只有深入剖析两个世界的精深意蕴和张力结构，才有可能真正理解柏拉图哲学的深邃价值和深远意义，也才有可能为理解西方哲学—文化传统的基本精神和基本特征，提供一个有重要意义的观察视角和解释框架。
[1] 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33页。黑体为引者加。
[2] 姚介厚：《古代希腊与罗马哲学》，叶秀山、王树人总主编：《西方哲学史》第二卷（下），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21页。
[3] 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28页。黑体为引者加。
[4] 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29页。黑体为引者加。
[5] 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29页。黑体为引者加。
[6] 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28页。黑体为引者加。
[7] 汪子嵩、范明生、陈村富、姚介厚：《希腊哲学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82—783页。
[8] 汪子嵩、范明生、陈村富、姚介厚：《希腊哲学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5页。
[9] 汪子嵩、范明生、陈村富、姚介厚：《希腊哲学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5页。
[10] 汪子嵩、范明生、陈村富、姚介厚：《希腊哲学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5页。
[11] 汪子嵩、范明生、陈村富、姚介厚：《希腊哲学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5—1106页。黑体为引者加。
[12] 汪子嵩、范明生、陈村富、姚介厚：《希腊哲学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6页。黑体为引者加。
[13] 引自张乃根：《西方法哲学史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3页。参见《柏拉图全集》第3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75页。
[14] 引自张乃根：《西方法哲学史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3页，黑体为引者加。参见《柏拉图全集》第3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75页。
[15] 汪子嵩、范明生、陈村富、姚介厚：《希腊哲学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8页。
[16] 张桂琳：《西方政治哲学——从古希腊到当代》，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页。黑体为引者加。
[17]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73页。黑体为引者加。
[18]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贺麟、王太译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75页。黑体为引者加。
[19] 策勒尔：《古希腊哲学史纲》，翁绍军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52页。黑体为引者加。
[20] 策勒尔：《古希腊哲学史纲》，翁绍军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56页。黑体为引者加。
[21] 策勒尔：《古希腊哲学史纲》，翁绍军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61—162页。黑体为引者加。
[22] 里克曼：《理性的探险》，姚休等译，岳长龄校，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0页。黑体为引者加。
[23] 参见严春友：《西方哲学新论》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8、173页。黑体为引者加。
[24] 波普尔把“柏拉图看作是开放社会的敌人，所以认为柏拉图在《法篇》中比在《国家篇》中更加敌视重视个人自由观念的民主精神。许多学者都不同意波普尔的意见。实际上我们看到柏拉图在《国家篇》中虽然已经说到民主制的主要特点是自由，但并没有将自由看成是重要的政治原则；而在《法篇》中柏拉图已经将自由列为国家的三个主要目标和原则之一”（汪子嵩、范明生、陈村富、姚介厚：《希腊哲学史》第2卷，第1121页）。克林顿在《MyLife》中有一段对大学生活的回忆颇耐人寻味：“乔治敦大学最具传奇性的课是卡罗尔·奎格利教授的文明发展史，这是所有新生都必须上的课。……他在课上谴责柏拉图让绝对理性凌驾于可观察到的经验之上。每年这门课结束时，他总要讲到这一点。讲课结束时，他总是一边把简装本的柏拉图《理想国》一撕两半，然后扔到教室后面，一边喊道：‘柏拉图是法西斯！’”（克林顿：《我的生活：克林顿回忆录》，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52页。译文略有改动）柏拉图政治哲学所包涵的以理念规制现实的两个世界的内在张力，对保持精神世界的自由和勇气所具有的深刻魅力和重大意义，在英美自由主义的强大传统中竟如此不受欢迎，其中的原因是值得认真探索和深入挖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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