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揭示印度社会结构的性质、特征和秘密，马克思把印度放在东方社会与西方社会相互参照的整体背景下加以考察和研究。马克思着眼于东方社会经济与政治的相互关系，剖析了中央集权与政府举办公共工程特别是水利工程的内在逻辑关系，从而深刻揭示和阐明了东方专制制度的一个重要秘密：“在亚洲，从远古的时候起一般说来就只有三个政府部门：财政部门，或者说，对内进行掠夺的部门；战争部门，或者说，对外进行掠夺的部门；最后是公共工程部门。气候和土地条件，特别是从撒哈拉经过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鞑靼区直至最高的亚洲高原的一片广大的沙漠地带，使利用水渠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了东方农业的基础。无论在埃及和印度，或是在美索不达米亚、波斯以及其他地区，都利用河水的泛滥来肥田，利用河流的涨水来充注灌溉水渠。节省用水和共同用水是基本的要求，这种要求，在西方，例如在佛兰德和意大利，曾促使私人企业结成自愿的联合；但是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因而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进行干预。所以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4]马克思在这里把东方与西方进行比较，认为由于存在着文明程度和地理环境的差异，东方各国必然会产生集权的中央政府通过举办公共水利工程来管理农业，从而成为东方专制制度的重要基础，而不是像西方那样，产生民间私人企业自愿联合的要求。由此可见，基于现代西方的生产方式洞察、透析东方世界和印度社会的生产方式，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特征之一。
马克思在总体考察东方社会的经济政治状况的基础上，阐明了印度社会结构的基本面貌：“从遥远的古代直到19世纪最初十年，无论印度过去在政治上变化多么大，它的社会状况却始终没有改变。曾经造就无数训练有素的纺工和织工的手织机和手纺车，是印度社会结构的枢纽。”[5]这就是马克思向我们阐明的、作为西方工业革命最大成果的、以机器大工业为特征的现代生产方式进入之前，印度社会经济结构的基本状况。
在对东方社会和印度社会进行了上述的考察和研究后，马克思进一步分析了印度社会的村社制度或家庭公社的基本特征：“在印度有这样两种情况：一方面，印度人也像所有东方人一样，把他们的农业和商业所凭借的主要条件即大规模的公共工程交给中央政府去管，另一方面，他们又散处于全国各地，通过农业和制造业的家庭结合而聚居在各个很小的中心地点。由于这两种情况，从远古的时候起，在印度便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制度，即所谓村社制度，这种制度使每一个这样的小结合体都成为独立的组织，过着自己独特的生活。”[6]马克思在关于印度的论文、时评中多次把这种村社制度称之为“家庭公社”或“农村公社”，并把它作为一种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基础，与西方以大工业为物质技术基础的现代生产方式互为参照，来阐明作为民族历史的印度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这一深刻变革的根本原因和时代背景。
2.“亚洲式社会”的“破坏”与“重建”：英国之于印度的“双重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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