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远不仅如此。苏联专制主义、扩张主义的强大的帝国传统，由于苏联社会主义的破天荒般的胜利所具有的为王先驱的历史地位和榜样力量，特别是伴随着苏联社会主义的迅速崛起，而进一步获得了强有力的发展和扩张。在斯大林以及后斯大林时代的诸代苏联领导人的政治实践中，逐渐形成和塑造了全新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现代形态。[14]由于斯大林以及后斯大林时代的诸代苏联领导人凭借其“二战”后独特的大国地位以及军事、政治、意识形态上的强力意志，而把自己的理论、体制和模式强加给尚不能自主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在20世纪50—60年代苏联与东欧国家之间的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政治大事件，如苏南冲突、匈牙利事件、布拉格之春的高压政治和军事处理等等，都是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以大国的国家意志肆意凭陵小国弱国的最恶劣的历史例证。
而苏联之所以肆意干涉、凭陵东欧国家的内政，除了苏俄帝国的扩张主义传统外，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不允许东欧国家自主地进行经济、政治和社会改革。这是严重割裂马克思历史理论关于民族观点与阶级观点的内在张力，以阶级观点意义上的国际主义去彻底泯灭民族自决的国际暴政的触目惊心的恶劣证据。这就是“二战”后整个社会主义世界所面临的种种挑战和危机的根源所在。毛泽东之所以伟大，原因之一就在于他强有力地保持了中国之于苏联的独立与尊严，抗衡了苏联的霸权主义和扩张主义。
3.形式合法性、财产权与个人自由：苏俄社会主义的一个反思[15]
韦伯不愧为最伟大的社会学古典理论的三大奠基人之一。韦伯关于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一系列观点，特别是他从形式理性（形式的合法性）和个人自由的角度出发所作的批评性的分析，为我们审视、剖析和反思世界社会主义史，提供了可以借鉴的解释框架和重要思想资源。
社会主义问题在韦伯理解的社会学中有重要位置。韦伯不仅把社会主义看作是理论问题，而且看作是活生生的现实问题：他“接触到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思想；得知俄国发生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并密切注视它的发展；目睹了在巴伐利亚发生的社会主义革命和获知了在柏林发生的十一月革命。资本主义和工人阶级的前途、社会主义的未来，一直是他专心思考的问题”[16]。韦伯生活在工人问题和社会主义传统都很深厚的德国，对马克思的主要著作《共产党宣言》和三卷《资本论》以及研究马克思的文献，都有阅读的经历和独到的评论，但他的观点和结论与马克思却大相径庭。
财产权与个人自由是韦伯考察和评价社会主义的关键视点。韦伯把自由问题作为现代西方社会的核心价值，并把这一法则贯彻到政治、法律、经济与文化所联结成的整体结构中进行考察。在他看来，政治、法律和经济上的任务，“是当代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的基本任务，因为当代社会主义和当代资本主义的最主要的基础——政治、法律与经济——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而当代文化则是这些基础的支柱。文化的价值在于确保公民建立在得到保障的财产权基础之上的个人自由。同样地，经济上的自由能促进政治自由和个人自由的发展。作为欧洲文化最大成就的个人自由，是由整个历史、整个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的艰苦道路，以及古希腊罗马和基督教所准备的”[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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