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深刻地认识到地产与动产的对立，孕育着现代世界历史的根源、秘密和动力，从而凸显了传统（地产）与现代（动产）的历史性的对立：“资本和土地的差别，利润和地租的差别，这二者和工资的差别，工业和农业之间、私有的不动产和私有的动产之间的差别……是历史的差别……。同地产（贵族生活（封建生活））相对立，工业（城市生活）形成了，而且工业本身在垄断、公会、行会和同业公会等形式中还带有自己对立面的封建性质；……就是说，还没有从其他一切存在中抽象出来，从而也还没有成为获得自由的资本。但是获得自由的、本身自为地构成的工业和获得自由的资本，是劳动的必然发展。工业对它的对立面的支配立即表现在作为一种真正工业的农业的产生上，而过去农业是把主要工作交给土地和耕种这块土地的奴隶去做的。随着奴隶转化为自由工人即雇佣工人，地主本身便实际上转化为工厂主、资本家，而这种转化最初是通过租地农场主这个中间环节实现的。但是，租地农场主是土地所有者的代表，是土地所有者的公开的秘密；只有依靠租地农场主，土地所有者才有他的国民经济上的存在，才有他的作为私有者的存在，——因为他的土地的地租只有依靠租地农场主的竞争才能获得。因此，地主以租地农场主的身份出现，本质上已变成普通的资本家。”[11]从这里的一系列历史的差别以及由此产生的结果中，马克思历史地肯定和凸显了动产、工业（城市生活）、自由资本、资本家、自由工人（雇佣工人）的产生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性意义，因为他们标志着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形态（资本主义）[12]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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