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史学，在历史思想方面的发展，突出地反映在关于治国的理论、关于君主的理论、关于“封建”的理论和关于民族的理论等方面的认识。
关于治国论，唐代史学家、政治家有深刻的讨论和系统的论述。其中，大多是关于兴亡成败的认识和治国方略的探讨。这里，又有这样几个层面上的问题：
第一，是关于历代兴亡成败的认识。唐初政论家、史论家马周曾经向唐太宗上疏，备言历代兴亡成败之故，认为：“自古明王圣主，虽因人设教，宽猛随时，而大要唯以节俭于身，恩加于人二者是务。”“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由积蓄多少，唯在百姓苦乐。”同时，马周还总结了这样一个规律性认识：“人主每见前代之亡，则知其政教之所由丧，而皆不知其身之失。是以殷纣笑夏桀之亡，而幽、厉亦笑殷纣之灭；隋炀帝大业之初又笑齐、魏之失国。今之视炀帝，亦犹炀帝之视齐、魏也。故京房谓汉元帝云：‘臣恐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古’，此言不可不诫也。”[53]马周从“节俭于身，恩加于人”说到许多帝王“不知其身之失”的通病，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高深的道理，但却道出了历代君主很难逾越的一道樊篱，于治国之道至为重要，不亚于贾谊的《治安策》[54]。隋唐时期，也有许多讨论政治兴亡的名篇。北宋李昉等所编《文苑英华》，内中有三卷为“兴亡”论，所收作品都是隋唐人的撰述。它们是：隋卢思道的《北齐兴亡论》、《后周兴亡论》，李德林的《天命论》；唐朱敬则的《魏武帝论》、《晋高祖论》、《宋武帝论》、《北齐高祖论》、《北齐文襄论》、《北齐文宣论》、《梁武帝论》、《陈武帝论》、《陈后主论》、《隋高祖论》、《隋炀帝论》，权德舆的《两汉辨亡论》，罗衮的《秦论》上下二首。同书所收卢照邻的《三国论》，李德裕的《鼎国论》（亦作《三国论》）、《宋齐论》，也都是以讨论兴亡为主旨的。朱敬则在武则天时曾兼修国史，“尝采魏晋已来君臣成败之事，著《十代兴亡论》”[55]。《十代兴亡论》原为十卷，上举今存十一篇，可能是它的一部分遗文，从中仍可看出这位史论家的深刻的历史见解。唐代论兴亡原因的专书，还有虞世南所著《帝王略论》五卷[56]、吴兢《贞观政要》十卷。
第二，是关于隋亡原因的认识。上面所举出的一些论兴亡的问题，有的是专论隋亡的。而讨论隋之灭亡原因的最有代表性的著作，首先还是《隋书》。
“隋之得失存亡，大较与秦相类。”这是《隋书》史论对于隋朝历史经验教训的最重要的概括。
唐继隋而起。隋何以亡，唐何以兴？对于这样一个问题的回答，犹如西汉初年陆贾受刘邦之命作《新语》一样[57]，成为《隋书》史论极为重视的中心问题。
《隋书》史论的作者注意从变化的观点来分析历史现象，认为隋朝“衰怠”、“乱亡”的原因，“所由来远矣，非一朝一夕”[58]；而着重分析了隋亡“成于炀帝”的种种政治原因，指出：隋炀帝“负其富强之资，思逞无厌之欲，狭殷、周之制度，尚秦、汉之规摹。恃才矜己，傲狠明德，内怀险躁，外示凝简，盛冠服以饰其奸，除谏官以掩其过。**荒无度，法令滋章，教绝四维，刑参五虐，锄诛骨肉，屠剿忠良，受赏者莫见其功，为戮者不知其罪。骄怒之兵屡动，土木之功不息，频出朔方，三驾辽左，旌旗万里，征税百端，猾吏侵渔，人不堪命。乃急令暴条以扰之，严刑峻法以临之，甲兵威武以董之，自是海内骚然，无聊生矣”[59]。这一段评论，把隋炀帝统治时期骄横残暴的政治揭示得极为深刻。联系到隋炀帝严刑峻法、穷兵黩武、营造无日、巡幸不止等做法，这个评论基本上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其中有些见解，如说隋炀帝的“**荒无度，法令滋章”等，就是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也不失为正确的论断。这些议论，是接触到了隋朝灭亡的某些根本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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