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书》史论除了以隋朝自身的历史作比较外，还把隋朝的历史与秦朝的历史作了比较，并得出这样的结论：“其隋之得失存亡，大较与秦相类。始皇并吞六国，高祖统一九州；二世虐用威刑，炀帝肆行猜毒，皆祸起于群盗，而身殒于匹夫。原始要终，若合符契矣。”[64]《隋书》史论的撰者在此明确指出：隋亡和秦亡一样，都是被“群盗”所推翻。这就是全部问题的症结所在。可见，他不仅希望唐朝统治者要记取隋亡的教训，而且要记取秦亡的教训。
此外，《隋书》史论还从经济上探讨了隋朝灭亡的原因，指出：“取之以道，用之有节，故能养百官之政，勖战士之功，救天灾，服方外，治国安人之大经也。”这可以说是《隋书》史论的撰者的根本的经济原则。其具体主张是：“不夺其时，不穷其力，轻其征，薄其赋，此五帝三皇不易之教也。”相反，“若使之不以道，敛之如不及，财尽则怨，力尽则叛”。那时人民就要起来造反。质而言之，就是剥削、奴役百姓要有一个“限度”：不超过这个“限度”，就可以“治国安人”；超过这个“限度”，便“怨”、“叛”丛生。《隋书》史论着眼于隋皇朝的经济政策，并提出上述的主张，应当说是很难得的。
《隋书》史论分析了隋朝末年由于劳役、兵役过重，造成了生产力的破坏，以致出现了“比屋良家之子，多赴于边陲，分离哭泣之声，连响于州县。老弱耕稼，不足以救饥馁，妇工纺绩，不足以赡资装”的局面，加之“租赋之外，一切征敛，趣以周备，不顾元元，吏因割剥，盗其太半”，终于弄得全国各地“盗贼充斥”，故而“隋氏之亡，亦由于此”。于是《隋书》史论总结出这样的历史经验：“富而教之，仁义以之兴，贫而为资，刑罚不能止。”[65]这些议论，从历史观点来看，是比较明确地认识到社会生产的发展与破坏，对于政权的兴盛和衰亡有着直接的关系，是应当肯定的。唐初统治集团比较注重发展生产、稳定统治秩序，其思想基础，就在于此。
第三，是关于治国方略的认识。这个时期史学家在这方面的撰述，以吴兢（670—749年）的《贞观政要》最为突出。
《贞观政要》是一部按照专题写成的政治史，它记述了唐太宗和他的大臣们关于治国安邦的问对、讨论，反映了唐太宗贞观年间的政治和历史。
吴兢（670—749年），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人，曾被唐人誉为“当今董狐”。吴兢生于唐高宗总章三年（670年）[66]。他的一生，经历了唐高宗，武则天，唐中宗、唐睿宗、唐玄宗五朝，正是处于“贞观之治"之后，唐皇朝继续兴盛发展的时期。他从少年时代起，就能够专心致志地读书。《新唐书·吴兢传》说他“少励志，贯知经史”，《旧唐书·吴兢传》称赞他“励志勤学，博通经史”。吴兢一生读了许多书，他不仅是一个史学家，而且也是一个藏书家。吴兢曾经把家里的藏书编了一个目录，题名《吴氏西斋书目》。丰富的藏书，对他一生的史学事业的发展，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吴兢在武则天长安年间（701—704年）担任史官以后，参与了朝廷的一系列撰史活动。其间，他同刘知幾结成知己。当时，刘知幾“与徐坚、元行冲、吴兢等善，尝曰：‘海内知我者数子耳！’”[67]可见，吴兢同刘知幾的友谊是很深厚的。吴兢勤于著述，一生撰写了许多历史著作和其他著作[68]，而流传于后世并有很大历史影响的，主要就是《贞观政要》了[69]。
吴兢著《贞观政要》的目的，在他写的《贞观政要》序和《上〈贞观政要〉表》中，说得十分清楚。吴兢在《贞观政要》序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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