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时政化，良足可观，振古而来，未之有也。至于垂世立教之美，典谟谏奏之词，可以弘阐大猷，增崇至道者，爰命不才，备加甄录，体制大略，咸发成规。于是缀集所闻，参详旧史，撮其指要，举其宏纲，词兼质文，义在惩劝，人伦之纪备矣，军国之政存焉。凡一帙一十卷，合四十篇，名曰《贞观政要》。庶乎有国有家者克遵前轨，择善而从，则可久之业益彰矣，可大之功尤著矣，岂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而已哉！
这里，充分显示了吴兢对唐太宗时期政治的仰慕，认为那时的“政化”，“良足可观，振古而来，未之有也”。在他看来，唐太宗君臣“垂世立教”的美德、“典谟谏奏”的词理，都是可以“弘阐大猷，增崇至道”的，因而具有“焕乎国籍，作鉴来叶”的作用，既能使历史生光，又能作未来鉴戒。这些，便是吴兢撰《贞观政要》的出发点。他的根本目的是“庶乎有国有家者克遵前规，择善而从，则可久之业益彰矣，可大之功尤著矣”，希望唐朝的统治者都能以太宗君臣为楷模，那么天下就可以长治久安了。
吴兢在《上〈贞观政要〉表》中，把他的这个目的说得更清楚。他写道：
仍以《贞观政要》为目，谨随表奉进。望纡天鉴，择善而行，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伏愿行之而有恒，思之而不倦，则贞观巍巍之化可得而致矣！
显然，吴兢认为他所处的时期的政治，已远远比不上唐太宗时期的政治了；他已经感到了一种衰颓的趋势和潜在的危机，因此，他以耿直而诚恳的态度，向唐玄宗提出了这样的希望。如果说，吴兢在开始编撰《贞观政要》一书的时候，主要地还是出于对“贞观之治”的向往和钦慕的话；那么，当他完成此书、作序上表的时候，主要的思想倾向已经转到现实政治方面了。他所作的序和所上的表，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正因为如此，在《贞观政要》一书中，人们不仅可以看到“良足可观”的“贞观之治”，而且还可以触到开元天宝之际的历史的脉搏。
《贞观政要》共十卷四十篇，因是“随事载录，用备劝戒”，所以每篇都有一个中心，每卷大致也有一个中心，如：为君之道、求贤纳谏、历史鉴戒、教戒太子、道德规范、正身修德、学术文化、刑法贡赋、征伐安边、善始慎终，等等。它的总的宗旨是：“词兼质文，义在惩劝，人伦之纪备矣，军国之政存焉。”
由于《贞观政要》多系“缀集所闻，参详旧史，撮其指要，举其宏纲”而成，所以从思想上来看，并不完全是反映吴兢的政治观点和历史观点。但是，吴兢在编撰此书的过程中，也是要掺入他的认识和观点，表达他的旨趣和倾向，这是毫无疑问的。譬如：吴兢列《君道》篇为四十篇之首，正是反映了他认为君主是维系一个皇朝的关键所在的看法。他在《上〈贞观政要〉表》中借“天下苍生”的名义表达他对唐玄宗的“诚亦厚矣”的期望，也是出于类似这种“君道”的思想。
于《君道》篇中，吴兢“缀集”了唐太宗君臣关于“草创”、“守成”、“兼听”、“偏信”、“知足”、“知止”、“居安思危”等的议论，中心是一个如何巩固统治的问题。吴兢所处的历史时期和社会环境，使他感到这个问题的特殊重要性，他希望唐皇朝永远保持兴盛、强大、富庶、安定，这是很自然的。同时，他能够首先抓住这样一个带有根本性的大问题，作为《贞观政要》开卷的第一篇，说明他是一个很有见地的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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