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治国方略方面，《隋书》史论同样寄寓着作者的现实理想。
“所居而化，所去见思。”这是《隋书》史论竭力提倡的一种封建吏治和统治秩序。《隋书》史论认为，要避免重蹈秦、隋之亡的覆辙，还必须对各级封建官吏提出“立身从政”的严格要求，从而建立起一种比较稳定的统治秩序。
魏徵在《隋书》史论中，突出地宣扬“循吏”的作用，认为：“古之善牧人者，养之以仁，使之以义，教之以礼，随其所便而处之，因其所欲而与之，从其所好而劝之。”[74]这就是所谓“化人”的办法；做到这些，就能统治人民，管理政务，天下安定。他还认为：“有无能之吏，无不可化之人”[75]，主张通过教化来达到统治人民的目的。他的这个思想，颇像是道家思想的延续，又如同汉初黄老学说的翻版。其实，这种思想恰是唐初历史条件的合乎规律的反映。处在隋末动乱后的唐初社会，犹如处在秦末动乱后的汉初社会一样，当务之急是要稳定统治秩序，“与民休息”；故汉初有黄老政治，倡言“无为”，唐初有魏徵的“教化”之说，主张“化人”。这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魏徵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比其他人更加面对现实，因而也就更清晰地洞察当时的社会。他在给唐太宗的一篇奏疏中还说过：“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父不能知其子，则无以睦一家；君不能知其臣，则无以齐万国。万国咸宁，一人有庆，必藉忠良作弼，俊乂在官，则庶绩其凝，无为而化矣。”[76]可见，他的这种主张教化的思想也是一贯的；而且认为实行这个主张，是要借助于“忠良”、“俊乂”即各级称职官吏的。因此，魏徵激烈地抨击隋炀帝的种种暴政，称赞循吏梁彦光等人“立严察之朝，属昏狂之主，执心平允，终行仁恕，余风遗爱，没而不忘，宽惠之音，足以传于来叶”[77]，给予他们极高的评价。他尤其赞扬梁彦光等人“内怀直道，至诚待物，故得所居而化，所去见思”[78]。一个封建社会中的官吏，做到居官实行教化，离任被人思念，是十分不容易的。魏徵的评论，不无夸大之嫌。魏徵曾说：“古语云：善为水者，引之使平；善化人者，抚之使静。水平则无损于堤防，人静则不犯于宪章。”[79]可见“化人”的目的是求得社会的稳定。
值得注意的是：魏徵在这里借评论历史，既提出了一个理想的统治秩序和政治环境，同时也对各级官吏提出了“立身从政”的严格要求。这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没有后者，便没有前者；为了实现前者，必然要求后者。这在唐初的政治生活中，当然是很重要的课题。一个新建的皇朝，怎样才能巩固统治？为了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方略？这不能不成为唐初统治集团十分关注并亟待解决的问题。正是在这个重大问题上，唐初统治集团中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的认识。史载：
帝（按：指唐太宗——引者）之初即位也，尝与君臣语及教化。帝曰：“今承大乱之后，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对曰：“不然。久安之民骄佚，骄佚则难教；经乱之民愁苦，愁苦则易化：譬犹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也。”帝深然之。封德彝非之曰：“三代以还，人渐浇讹，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盖欲化而不能，岂能之而不欲耶？魏徵书生，未识时务，若信其虚论，必败国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昔黄帝征蚩尤，高阳征九黎，汤放桀，武王伐纣，皆能身致太平，岂非承大乱之后耶？若谓古人淳朴，渐致浇讹，则至于今日，当悉化为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帝卒从徵言。[80]
这一番争论、驳难，在魏徵与封德彝之间，自然是十分激烈的；对唐太宗来说，究竟采取什么统治方略，也是极为关键的。由于唐太宗采纳了魏徵的意见，几年之内，收到了预期的效果。《旧唐书》卷三《太宗纪下》记：贞观四年（630年），“断死刑二十九人，几致刑措。东至于海，南至于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焉”。所以唐太宗曾经兴奋地对长孙无忌等人说：“贞观之初，上书者皆云：‘人主当独运威权，不可委之臣下。’又云：‘宜震耀威武，征讨四夷。’唯魏徵劝朕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徵之力也。”[81]联系唐初这一段历史，对于魏徵在《隋书》史论中提倡“所居而化，所去见思”的吏治要求和统治秩序的积极作用，就看得更清楚了。当然，唐太宗等人并非完全依靠“教化”来建立稳定的统治秩序的，他们一手抓“教化"，一手制定《贞观律》，这是唐初统治集团巩固统治的两个方面。《贞观律》虽对旧有刑律作了“削繁去蠹，变重为轻”[82]的调整与修改，但它毕竟是国家机器的主要成分之一。
魏徵在表彰循吏的同时，在《隋唐》史论中还对那些庸俗、贪婪、无能的官吏给予有力的鞭笞。譬如：他嘲笑李穆，说他先事周，后事隋，“见机而动”，既无“贞烈”，亦无“忠信”，而其子孙“特为隆盛”，这是“得之非道，可不戒欤！”[83]他抨击刘昉、郑译“虑难求全，偷安怀禄”，事周“靡忠贞之节”，奉隋“愧竭命之诚”，而又祈望“不陷刑辟，保贵全生，难矣”[84]。他鄙薄宇文述、郭衍之辈“以水济水，如脂如韦，便辟足恭，柔颜取悦。君所谓可，亦日可焉，君所谓不，亦曰不焉。无所是非，不能轻重，默默苟容，偷安高位，甘素餐之责，受彼己之讥。此固君子所不为，亦丘明之深耻也”[85]。他蔑视卫玄，说他“西京居守，政以贿成，鄙哉鄙哉，夫何足数！”[86]在魏徵看来，这些人，既不是君主的忠良之臣，又不配充当教化百姓的“父母官”，而是一些贪生怕死、只懂得牟取私利的小人和败类。这同那些“所居而化，所去见思”的循吏们比起来，实在不可同日而语。魏徵在《酷吏传》后论中，甚至发出这样的警告：“后来之士，立身从政，纵不能为子高门以待封，其可令母扫墓而望丧乎！”他在宇文化及等传的后论中又说：“枭獍凶魁，相寻菹戮，蛇豕丑类，继踵诛夷，快忠义于当年，垂炯戒于来叶。呜呼，为人臣者可不殷鉴哉！可不殷鉴哉！”[87]显然，魏徵之所以对这些人要奋笔怒斥，大加挞伐，有两个目的：一是提醒唐朝统治集团，绝不可依靠这班人来治理国家，统治人民；二是告诫唐朝各级官吏，要以这些人为鉴戒，从中汲取教训。唐太宗也与魏徵有着相同的认识。唐太宗曾说：“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88]他讨厌那些“阿旨顺情，唯唯苟过”[89]，“承意顺旨，甘言取容”[90]的庸俗小人；要求官员们敢于说话，大胆办事，“若惟署诏敕，行文书而已，人谁不堪？何烦简择，以相委付？”[91]不难看出，魏徵在《隋书》史论中的这些评论，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贞观之治”关于用人方面的某些做法和政策。而这些评论的现实意义，则是希望唐初统治集团能够不断地选择任用一批真正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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