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亡论也是这个时期思想领域讨论的大问题，这一方面是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皇朝更迭频繁，另一方面是由于“风行万里”的隋皇朝的骤兴骤亡，从而使这个问题的讨论始终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
三国魏人曹冏的《六代论》，论夏、殷、周、秦、汉的历史经验教训，分析曹魏面临的现实问题，指出：“观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长策，睹前车之倾覆，而不改其辙迹；子弟王空虚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窜于闾阎，不闻邦国之政；权均匹夫，势齐凡庶，内无深根不拔之固，外无磐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为万代之业也。”[92]作为魏的宗室，曹冏已预感到曹爽、齐王芳将面临“疾风卒至”、“天下有变”的局面。曹冏所说的“长策”，是实行分封不力，从而形成“内无深根不拔之固，外无磐石宗盟之助”，以致必然败亡。
西晋陆机的《辩亡论》两篇，写出了三国孙吴政权兴亡的历史。作者作为吴国的遗民和名将陆逊的后人，对吴国之亡深致惋惜之情，但他也指出：“吴之兴也，参而由焉，孙卿所谓‘合其参’者也；及其亡也，恃险而已，又孙卿所谓‘舍其参’者也。夫四州之萌，非无众也；大江之南，非乏俊也；山川之险，易守也；劲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策，易循也：功不兴而祸遘者，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93]这里说的“合其参”、“舍其参”，是指天时、地利、人和这三个因素对于政治兴亡的关系。由于吴国的最高统治者没有能很好地充分运用天时、地利、人和的三个条件，以至于走向败亡之路。
东晋史家干宝的《晋纪·总论》严肃地剖析了西晋灭亡的原因，认为它“创基立本”不广不深，固是其重要原因，而朝风、政风、世风的“**僻”，人们“耻尚失所”，则是其败亡的直接原因。他指出：“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辩而贱名检，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由是毁誉乱于善恶之实，情慝奔于货欲之途，选者为人择官，官者为身择利。而秉钧当轴之士，身兼官以十数，大极其尊，小录其要，机事之失，十恒八九。而世族贵戚之子弟，陵迈超越，不拘资次，悠悠风尘，皆奔竞之士，列官千百，无让贤之举。……礼法刑政，于此大坏。……‘国之将亡，本必先颠’，其此之谓乎！”[94]这里着重讲了社会风气跟政治得失的关系。干宝认为西晋之所以短祚，一是根基不稳，二是世风败坏，即先天不足，后天失范，无不亡之理。
这三篇讨论兴亡的文章，文辞都很好，因而被萧统辑入《文选》，有很大的社会影响。这里，尤其值得人们深思的是，这三篇讨论兴亡的文章，在方法论上各不相同。曹冏是着意回归“分封”的历史，陆机是估量综合条件未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而干宝则更多地看到世风大坏对于政治的危害。应当说，他们在评论朝代兴亡的方法论上都各有特点，甚至也显示出自身的独到见解。从历史的眼光来看，陆机和干宝所论，还是更接近于现实社会中的具体问题，因而也就显得更加切实。
如前所述，隋唐时期，也有许多讨论政治兴亡的名篇。唐代的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之论兴亡，一是专讲人事，不再空谈“天命”；一是对现实和历史前途显示出充分的自信，很少回过头去陶醉于对三代、两汉的追寻。这个时期关于兴亡的讨论，有许多精彩的论点，还包含在一些有成就的皇朝史撰述和专史撰述中。
唐代史家论兴亡，以魏徵在《隋书》史论中以秦、隋相比较而论之最有说服力，也显示出鲜明的方法论特色。此外，史学家朱敬则的《十代兴亡论》的全貌，虽已不得而知，但从其论魏晋南北朝诸帝的论述来看，其论着重于人而不着重于事。换言之，这与其说是在讨论兴亡，毋宁说是在讨论兴亡之路径与缘由的是是非非。这就是说，其判断的要点，不是兴亡本身，而是判断它的路径与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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