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德舆论胡广，是说他多年身居高位，但却未能阻止“汉道日蹙，结党锢之狱，成阉寺之祸。祸乱循环以至董卓，赫赫汉室化为当途”的败亡趋势。其意本质上与论张禹相近。其史实根据是《后汉书·胡广列传》中所记“及共李固定策，大议不全，又与中常侍丁肃婚姻，以此讥毁于时”[102]。所谓“大议不全”，李贤注曰：“质帝崩，固为太尉，与广及司空赵戒议欲立清河王蒜。梁冀以蒜年长有德，恐为后患，盛意立蠡吾侯志。广、戒等慑惮不能与争，而固与杜乔坚守本议。”当时在这个重大问题上，李固与杜乔敢于“坚守本议”，而胡广、赵戒则向梁冀妥协，其反差、对比十分鲜明。权德舆的评论，诚然也是有道理的。而他的这个见解，自然也是受到了《后汉书》作者范晔的启发。范晔在《后汉书》卷四十四后论中深刻地写道：
爵任之于人重矣，全丧之于生大矣。怀禄以图存者，仕子之恒情；审能而就列者，出身之常体。夫纡于物则非己，直于志则犯俗，辞其艰则乖义，徇其节则失身。统之，方轨易因，险途难御。故昔人明慎于所受之分，迟迟于歧路之间也。如令志行无牵于物，临生不先其存，后世何贬焉？古人以宴安为戒，岂数公之谓乎？[103]
范晔这首史论之所以显得格外深刻，是因为他一方面揭示了人生道路上的一些常态和“恒情”，并对此表示理解；另一方面，他所赞扬的还是那种“志行无牵于物，临生不先其存”的人生态度，而胡广等人却不具备这样的人生态度，故难免为后世所贬。显然，权德舆也是赞成范晔的这些评论的。
总的看来，班固、范晔的历史评论启发了权德舆的历史认识，而后者把这一认识提高到了关于兴亡之辩的方法论的层面之上，给人们以更新、更高的认识水准。
最后，我们来分析罗衮的《秦论》。罗衮认为：“亡秦者，不在胡亥、赵高、子婴，亦不在始皇；亡秦者，李斯也。”他对这一论断是这样阐述的：
始皇虽不以仁义，死之日天下无事，民为择君，但其遗诏不行于斯耳。李故有名天下，臣主相得，六国既平，不能于此时推广，使秦修帝王之道，固亦失矣。及始皇外崩，奸臣谋乱，反不能于此时制变为存秦之计，卒使赵高得行其谋，胡亥极其恶，子婴孤死于苍黄之地，始皇失贤嗣，遂暴恶于后世。嬴氏之鬼以不食者，李斯之故也。[104]
罗衮批评李斯在“六国既平”之后，未能促使秦始皇推行仁义，这是决策之失；而当秦始皇死于外地，又不能适应变化制订“存秦之计”，以致赵高等得以上下其手，最后导致亡秦。
罗衮所说的这些史事，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司马迁写道：
至平原津而病。始皇恶言死，群臣莫敢言死事。上病益甚，乃为玺书赐公子扶苏曰：“与丧会咸阳而葬。”书已封，在中车府令赵高行符玺事所，未授使者。七月丙寅，始皇崩于沙丘平台。丞相斯为上崩在外，恐诸公子及天下有变，乃秘之，不发丧。棺载辒凉车中，故幸宦者参乘，所至上食。百官奏事如故，宦者辄从辒凉车中可其奏事。独子胡亥、赵高及所幸宦者五六人知上死。赵高故尝教胡亥书及狱律令法事，胡亥私幸之。高乃与公子胡亥、丞相斯阴谋破去始皇所封书赐公子扶苏者，而更诈为丞相斯受始皇遗诏沙丘，立子胡亥为太子。更为书赐公子扶苏、蒙恬，数以罪，（其）赐死。语具在《李斯传》中。行，遂从井陉抵九原。会暑，上辒车臭，乃诏从官令车载一石鲍鱼，以乱其臭。
从司马迁的这些记载来看，李斯在秦始皇死后的一段时间，在决策上是不能辞其咎的。罗衮的分析，不无道理。更重要的是，罗衮以设问的方式，解释了“天命”与兴亡的关系，他写道：
或谓衮曰：“子言秦亡与存秦之计明矣，吾闻国之兴亡乃有天命，设使李不失其计，秦果不亡乎？”衮曰：“吾虽不言天，其实天之道；子虽称天以问我，而未识天之说。夫所谓天者，平无私也。故曰：‘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君人者，有德，天则赞而兴之；无德，则革而亡之。兴亡之命在乎天，而所以兴亡在乎人也。”[105]
这是一段以设问方式而对“天命”与兴亡之关系所做的微妙而明确的回答，所谓“兴亡之命在乎天，而所以兴亡在乎人也”，最终是落实在“人”上；所谓“有德”、“无德”，又都是与“人”密切联系着。“天命”是一个古老的命题，有深远的历史影响，罗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很机智地避开“天命”而继承先贤的说法，把人们的思考引导到对于“有德”、“无德”方向上来。这是他讨论兴亡问题在方法论上的特点。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史学家和学人非常关注兴亡盛衰之故的探索，尽管这是当时政治变动提出的问题，但人们的思考和阐述，都能以各自不同的角度和方法来阐述有关问题，从而把这方面的理论探讨引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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