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事实恰恰不是如此。《魏书》刚一问世，便出现了朝臣聚讼、群口沸腾的局面，在北齐朝廷上掀起阵阵轩然大波，延续了十多年之久，以致文宣帝高洋、孝昭帝高演、武成帝高湛这三朝最高统治者不得不过问此事。一部史书，引起人们如此强烈的关注，这究竟是为什么？其实，个中原因并不难探究。这就是：在门阀制度之下，死人的历史地位总是极其密切地跟活人的社会利益结合在一起。因此，史书对于历史人物的门第、郡望、谱系、功业的记述，也就格外为他们的后人们所重视。《魏书》问世后，所谓“群口沸腾”、“众口喧然”，莫不为此。有人指摘《魏书》“遗其家世职位”，有人指控“其家不见记录”。如范阳郡人卢斐说，其父卢同仕魏“位至仪同，功业显著，名闻天下”，应立为传首，不应附出于其族祖卢玄传下；顿丘郡人李庶说，《魏书》记其家传，“称其本是梁国蒙人”。于是他们指斥《魏书》“妄有非毁”、“史书不直”[182]。当时，文宣帝高洋对朝臣有关《魏书》的这些指摘，采取了容忍的态度，指示魏收“于尚书省与诸家子孙共加论讨，前后投诉百有余人”，魏收都“随状答之”。可见，对《魏书》提出种种非议的人，都是《魏书》所记门阀士族的“诸家子孙”。只有他们，才如此敏感地把他们先人的家世、郡望跟自己的现实利益联系起来。但是，一部国史，要满足所有门阀士族的“诸家子孙”在这方面的要求，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当高洋以“谤史”之名惩处了少数人，但仍然改变不了“群口沸腾”的局面的时候，也只好“敕魏史且勿施行，令群官博议，听有家事者入署，不实者陈牒”。这样一来，“诸家子孙”的胆量更大了，要求更高了，“于是众口喧然，号为‘秽史’，投牒者相次，收无以抗之”。不难看出，所谓“秽史”，本是“有家事者”或家事“不实者”等“诸家子孙”对《魏书》的看法。这就是《魏书》为“秽史”之说的由来。后来，魏收在孝昭帝和武成帝时曾两度对《魏书》作了修改。第二次修改的主要地方是：“遂为卢同立传，崔绰返更附出。杨愔家传，本云‘有魏以来，一门而已’，至是改此八字；又先云‘弘农华阴人’，乃改‘自云弘农（人）’，以配王慧龙‘自云太原人’。”从《魏书》所改正的这些内容来看，“诸家子孙”先前把它“号为‘秽史’”，也实在太过分了。
自李百药的《北齐书》行世后，《魏书》之为“秽史”的说法似乎得到了后人的承认而流传下来。刘知幾在《史通》一书里有许多地方批评魏收，其中有一处是这么说的：“（魏）收谄齐氏，于魏室多不平。既党北朝，又厚诬江左。性憎胜己，喜念旧恶，甲门盛德与之有怨者，莫不被以丑言，没其善事。迁怒所至，毁及高曾。书成始奏，诏收于尚书省与诸家论讨。前后列诉者百有余人。……孝昭世，敕收更加研审，然后宣布于外。武成尝访诸群臣，犹云不实，又令治改，其所变易甚多。由是世薄其书，号为‘秽史’。”[183]从刘知幾的这段话来看，《魏书》“秽史”说是在“升级”了。这从两个方面可以看出来。一方面，“诸家论讨”以及百余人“前往列诉”者，已不限于门阀士族的“家世职位”、门第郡望、专传附传等问题，好像这些人之所以喧然者，是因为他们更关注《魏书》“谄齐氏，于魏室多不平。既党北朝，又厚诬江左”这些原则问题了。另一方面，本来是“有家事者”们和家事“不实者”们把《魏书》“号为‘秽史’”的，现在则提高格调为“世薄其书，号为‘秽史’”了。调子高了，说起来也极痛快淋漓，但却离开了一个基本事实，即“秽史”之说是“诸家子孙”们不满于《魏书》对他们的先人的家世职位、门第郡望的记述而提出来的。这一点，《北齐书·魏收传》是表述得很清楚的。
继刘知幾之后，宋人刘攽、刘恕等人写的《〈魏书〉目录叙》里，把“秽史”说再一次“升级”，因而离开事实真相也就更远了。他们写道：“（魏）收党齐毁魏，褒贬肆情，时论以为不平。文宣（高洋）命收于尚书省与诸家子孙诉讼者百余人评论。收始亦辩答，后不能抗。……众口沸腾，号为‘秽史’。”[184]在这里，“诸家子孙”同魏收“评论”的问题只有一个，就是关于《魏书》“党齐毁魏”的问题！可惜，这是一幅虚构的图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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