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要准确地把握文化殖民或文化霸权这一概念，我们认为，需要注意这么几点：第一，文化殖民或文化霸权具有非强制性、非暴力性，它不同于政治殖民（霸权）、军事殖民（霸权）和经济殖民（霸权），是继这几种殖民（霸权）形式之后的一种新的西方对于东方的殖民形式；第二，文化殖民或文化霸权是指文化强势方通过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价值观等的渗透，利用文化方式对文化弱势方进行控制，从而取得政治殖民（霸权）、军事殖民（霸权）和经济殖民（霸权）所不能达到的效果；第三，文化殖民或文化霸权不以强夺领土边疆或直接获得经济利益为目的，它以潜移默化的方式“获取”弱势方的头脑和灵魂，使弱势方在不知不觉中自愿认同和接受强势方的一整套文化观念，自觉站在强势方的一边，自愿接受强势方的统治和控制，达到自己称霸世界的目的；第四，采用文化殖民或文化霸权的方式进行控制，并不意味着政治殖民（霸权）、军事殖民（霸权）和经济殖民（霸权）已经不起作用，它们往往是同时进行的，只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独立后的原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意识的增强，那种**裸的政治殖民（霸权）、军事殖民（霸权）和经济殖民（霸权）方式已愈来愈不得人心，遭到上述国家和民族的强烈抵制和反抗，作为强势方的西方国家不得不“改弦易辙”，以这种看似“和平”的方式来达到传统方式所不能达到的目的。
在后殖民主义理论那里，“文化殖民主义”与“文化帝国主义”是相通的，两者往往在同等意义上使用。赛义德认为，“帝国主义”就是到一块别人的土地上去定居并对那里进行控制，这种斗争是复杂的，因为它不仅涉及士兵与大炮，还涉及思想、形式、印象与想象。因此，他所使用的“帝国主义”就不是一个中性的、纯粹的术语、概念，而是一种实践、思想、理论和态度，而且是一个牵扯到“统治边远疆土”与“都市中心”密切相关的实践、思想、理论和态度。在《帝国、地理与文化》一文中，他肯定了米哈尔·多伊尔关于帝国主义的看法。米哈尔·多伊尔说，“帝国是一种正式或非正式的关系，其中，一个国家控制着另一个政治社会有效的政治主权，其控制的方式可以是武力的、政治勾结的、经济的、社会的或者是一种文化依赖”。赛义德援引了米哈尔·多伊尔的话并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他说：“简言之，帝国主义就是建立与维持一个帝国的过程或策略。在我们的时代，直接的殖民主义已在很大程度上完结，然而我们将看到，帝国主义仍以其在政治、思想、经济与社会实践中的特有形式，在普通文化领域中徘徊。”“无论帝国主义还是殖民主义都不是一种积累与获得的简单行为，支持甚至推动它们的是一种深刻的意识形态结构，包括一些国家与人民要求、恳求被统治的思想以及附属于统治的各种知识形式。”[1]
后殖民主义理论所谓“文化”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第一个层面指文化的存在形式。赛义德认为，文化常常寓于审美形式之中，涵盖描绘、交流和再现等一切艺术实践，具有相对独立于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领域的自律性。赛义德视域中的“文化”具体包括历史编纂学、社会学、种族学、文学和语文学等学科所提供的相关知识以及在世界的偏远地区和民间广泛流传的各种传说故事。在赛义德看来，历史编纂学、社会学、种族学、文学和语文学等学科以及各种传说故事都具有东方学的特征，因此，东方学以及由东方学所提供的关于东方的知识自然也就成为他所说的文化的最主要的存在形式。他说，“东方学本身就是——而不只是表达了——现代政治/学术文化一个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作为一种文化工具，东方学中到处充满着强力、活动、评判、真理愿望和知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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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送门： 如何评价殖民主义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历史发展所起的历史作用 文化殖民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