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第二个层面的含义是指文化的性质。马修·阿诺德认为，文化不仅是一个社会的知识储存库和思想集散地，而且它常常呈现出咄咄逼人的气势，往往不自觉地与将民族或国家捆绑在其中，并且硬性地在国家或民族之间区分出“我们”与“他们”来，带着某种程度的排外主义观念，始终持守着仇视“他们”的民族或国家的傲慢情绪。赛义德引用和同意了马修·阿诺德的这一看法，并说，“在这个意义上而言，文化是民族同一性的根源，而且是导致刀光剑影的那一种根源”。[3]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赛义德又基本上重述了关于文化的这一性质，他说，“文化成为了一个舞台，各种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力量都在这个舞台上较量。文化不但不是一个文雅平静的领地，它甚至可以成为一个战场，各种力量在上面亮相，互相角逐”。[4]因此，文化绝不是什么中性的东西，它必然受到它的主体的政治制度、政治力量、意识形态等的影响，文化具有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
通过赛义德的一系列关于“帝国主义”和“文化”的论述可以看出，他实际上是把帝国主义和文化联系在一起来考虑的，强调帝国主义的文化属性和文化的帝国主义属性，他所说的帝国主义基本上是指文化帝国主义。他注重从文化角度解读殖民，在《东方学》和《文化与帝国主义》中，他详细分析了文化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以及文化为何及如何参与帝国主义事业。
与斯皮瓦克对女性主义性别解构的充分强调不同，也与霍米·巴巴对第三世界文化研究的突出相异，赛义德相当注重文化的意识形态性和政治性的分析，极力推崇文化与帝国主义在历史和逻辑上的内在一致性。他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通过历史地审视和逻辑地分析西方文化，比较集中地阐述了文化与权力以及知识与权力的关系。在《世界，文本和批评家》中，他重点分析了后殖民主义的文本理论。赛义德认为，文本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其自足性和物质性并非天经地义，而是十分可疑的。因为一定存在的文本往往总是处于某一特定的时空关系中，特定社会的政治、法律、经济等因素必然制约着、规定着这一文本的存在、呈现及其发挥作用的状况和程度。这样来看，文本虽作为物质存在的某种形式参与世界的运作之中，但反过来，各种历史和意识形态的氛围又会影响实际的文本。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赛义德把福柯关于权力和知识关系的论述引入文化与帝国主义之间关系的研究，在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中注入了种族、帝国及民族性的问题，从而拓展了权力与知识关系的“问题域”。赛义德将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某些思想杂糅进福柯式的话语权力的分析方法之中，并参考和吸收了卡尔·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理论的某些思想观点和致思方式，从而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和颇具张力的文化分析模式。他意欲以此展现当考察帝国的霸权以及为殖民秩序下的“非主流阶层”寻求出路时，文化将起到何种作用。在赛义德看来，在殖民主义的环境下，文化依赖于帝国主义，文化需要帝国的强权的支撑，同样，帝国主义也依赖于文化，帝国需要文化为其殖民统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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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送门： 如何评价殖民主义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历史发展所起的历史作用 文化殖民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