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帝国主义的“联姻”在大量的东方学文本中得以充分表现。实际上,东方学之所以在西方一直昌盛不衰,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获得了帝国主义的支持。帝国主义之所以不遗余力地“滋养”东方学,也正是看中了东方学可以为其帝国殖民、霸权服务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功能。通过研读历史,我们发现,从1815年到1914年的一百年间,欧洲直接控制的世界版图面积比例从35%大幅度扩大到85%左右,而正是在这一时期,东方学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欧洲在全球急剧扩张的时期正好与东方学在研究内容、体制和规模上获得巨大进展的时期相吻合。人类历史进入19世纪和20世纪,东方学的研究之所以越来越向纵深推进,其首要原因是,这一时期在地球上可供欧洲觊觎和实际操控的地域空间已经越来越小,此时的欧洲在全世界所进行的寻找资源、市场和殖民地的扩张活动,决定了欧洲与东方之间霸权统治、殖民侵略关系的形成和嬗变。这样,原本作为一个学科的东方学也就由一般意义上的学术话语转化成了为欧洲的帝国主义机制运行的工具手段。东方学在此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在赛义德看来,东方学首先是一个以东方为对象的从事学术研究、学术发现和学术实践的学科,然而西方通过该学科一直在系统地进逼作为学术和实践话题的东方;东方学也是一个通用的术语、概念,西方借此描述向东方的逐步入侵。东方学在殖民统治之前而不是在殖民统治之后就为其进行了合理论证。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的那些东方学观念是欧洲史无前例的殖民扩张活动第一阶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突出例证。“说现代东方学一直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并非危言耸听。”[7]东方学建构了关于东方的观念,这一建构的准确性、科学性和想象力可以为军队、政府和官僚机构日后在东方的所作所为奠定基础,铺平道路。在某种意义上说,东方学可以用来证明自己合法性的手段不仅有其学术上或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功,而且包括其日后的效用、用途和权威。赛义德认为,那些被称作非洲学和印度学话语的东方学著作,也无非是欧洲企图统治世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总体行动的一部分。因此,这些著作对伊斯兰教国家的描写,以及与欧洲再现加勒比海群岛和远东的特殊方式不无关系。在这些有关东方学著作的话语中,用以形容“神秘的东方”时所使用的那些词汇,用以描述有关“非洲[或印度、爱尔兰、中国]人”头脑时所使用的那些陈旧观念,意欲将文明的种子播撒到原始、野蛮民族或国家的那些设计,以及由于原始民族或国家的落后、野蛮所犯下的“罪恶”,而必须要涉及的相关鞭笞、死刑或其他惩戒方式的那些想法,的确是令人深感不安和触目惊心的。根据这些耳熟能详的观念和想法,一旦“他们”犯上作乱,或行为不轨,就以上述这些惩戒方式对待“他们”。因为“他们”与“我们”是不一样的,“他们”只懂得强权和暴力,所以只配被人统治。[8]在由东方学家重构起来的关于东方被经验、被研究或被想象的现实形式中,东方这一地域空间被渗入,并且被控制。如此骄傲霸道的西方对东方的长久渗入、控制累积的结果是,东方由一个遥远的异域疆土逐渐转变成为西方的殖民空间。作为一种文化工具,东方学中到处充斥着帝国主义色彩,东方学的历史使命就是为殖民扩张服务的。一道文化与帝国的连续弧线将欧洲或西方的政治家与西方的东方学家联结在一起,东方学的范围与帝国的范围就这样完全吻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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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送门: 如何评价殖民主义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历史发展所起的历史作用 文化殖民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