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义德的文化与帝国的联结、文化参与帝国主义事业这一思想是对传统的文化观和帝国主义观的极大挑战，可以说是对传统的视角或理解的大调整，他建立了一种新的范式，这个新范式提出了一种新的认识标准，由该标准看来，西方本质上是由它的各种帝国事业构成的，而文化在促成这一帝国事业时立下了汗马功劳。赛义德力图证明，“帝国主义和小说相得益彰，彼此关系十分密切，甚至一谈就非谈帝国主义不可，反之亦然”，西方文化本质上始终如一地与帝国主义事业结成了一种难分难解的关系——一种同谋关系，“这种新的世界观的发展与欧洲对世界的殖民化和统治是携手并进的”。[9]正如R.拉德哈克瑞希南所正确指出的，赛义德的意图“在于显示某一种知识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利益有同谋关系，东方学的知识所处的不是霸权地位，就是主宰地位：剥削、殖民化、入侵”。[10]
赛义德的关于文化参与帝国主义事业的思想很显然是受到福柯的知识、话语和权力三位一体理论的影响。但与福柯不同的是，赛义德把“知识、话语和权力”限定在东西方关系这一范围内来考察，他认为东西方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平等的权力关系，这种权力不仅仅是政治、军事和经济权力，更是文化权力。他不同意把文化当作追求“纯粹”或“不带感情”的知识而展开的传统自由主义的理解，他竭力论证所有的西方文化都受到权力的“污染”，因为所有的西方学者（包括东方学家）都受到特定历史、文化和制度依附关系的制约，西方文化都已深深地卷入了权力运作和技术操作之中。西方文化的这一特性，促进了西方帝国主义事业的蓬勃开展，正如乔纳森·阿拉克所强调的，爱德华·赛义德“指出了在文化研究里经常被重复但很少被认识清楚的颂歌中，权力如何既促成行动又约束行动”。[11]可以说，赛义德的这种对文化和帝国主义关系的关注，开创了从早期宗主国对帝国文学和新文学的研究转变到对现在称为后殖民主义领域研究的先河，引发了广大的东西方学者对文化帝国主义（文化殖民主义）这一现象和理论的兴趣和探讨，直至今日，该研究的热情仍然处于高涨期。这不能不说是赛义德所作出的重大理论贡献。
从文化角度解读殖民是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基本特征。解读殖民主义可以有不同的方法和角度，政治学家从国际政治关系和军事的角度来解读殖民侵略，经济学家从经济的角度来揭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其他不发达国家的殖民剥削，马克思也从政治、经济的角度揭露了英法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印度等东方国家的殖民入侵，而后殖民主义理论则注重从文化的角度，运用文化主义的分析方法来解读殖民主义。赛义德说：“我希望（也许是不切实际的），从文化方面描述帝国风风雨雨的历史能够揭示历史，阻止历史重演。”[12]他认为，几乎所有的殖民计划都始于一个假定：当地人的落后以及普遍不具有独立、“平等”的条件。他反问道：“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神圣的使命属于一方而不属于另一方；为什么权利为一方接受而为另一方所否认？”他的结论是，“我们最好从文化的角度来理解这些问题，这一文化有极好的道德、经济甚至形而上学准则作为基础，这样的准则只赞同令人满意的局部的或欧洲的秩序，但不同意海外享有类似的秩序”。[13]
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文化分析范式无疑来源于西方社会科学中兴起的“文化研究”，它借鉴了“文化研究”的成果，运用文化研究范式来揭示西方对东方的殖民关系。后殖民主义理论家重新研读了作为文化载体的各种各样的文本，他们发现，在这些文本的背后隐藏着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观念、西方对东方文化身份的虚构和扭曲以及西方对东方的文化殖民策略。后殖民主义理论认为，西方对东方的殖民不仅仅是政治和经济上的殖民，还有文化殖民，文化殖民深入人的“骨髓”，捕获人的灵魂，同化人的世界观、价值观、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在潜移默化中达到政治殖民和经济殖民所不能达到的效果。因此，文化殖民较之与政治殖民和经济殖民，其作用更大，效果更好，影响更深。
后殖民主义理论以文化为切入点，详细地论证了文化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东方民族文化身份的扭曲和重建、文化与权力的“共谋”关系、文化与帝国主义的内在一致性、女性文本与帝国主义以及女性主义与文化殖民主义的关系，探究了在殖民主义的各个不同时期文化殖民主义的流变，阐释了文化殖民主义方式和策略的调整和演化，考察了文化殖民主义行径对东方实施控制、统治的各种手段、策略，主张通过文化抵抗的方式、运用各种反殖民的文化策略来颠覆西方的文化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理论从“文化研究”那里受到启发，走出封闭的象牙塔，注意与现实社会保持联系，注意到历史复杂性和各种社会细节，从而使得后殖民主义研究不再是一种冷冰冰的逻辑推理，成为与人的现实生活内在相关的有血有肉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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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送门： 如何评价殖民主义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历史发展所起的历史作用 文化殖民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