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在于，仅仅停留在逻辑与历史一致的水平上，并不能完全说明逻辑本身发展的特殊性。更重要的是，在认识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中存在着“变形”、“反过来思”的过程。这就是，从简单范畴向比较简单的范畴，再向比较具体的范畴演化是一个特殊的结构变形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简单范畴成为较具体范畴的从属因素，成为更高层次系统内的一个要素、构成部分；而较高层次的具体范畴又改变着原先较低层次的简单范畴的比重和结构。如同实践的发展一样，在范畴发展中也存在着一种“普照的光”，这种“普照的光”就是反映人类现实实践活动特点的概念结构，这种概念结构支配着以前的概念结构，它使它们的特点变了样，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因此，在马克思哲学的理论体系中，范畴的次序不是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安排的，而是“倒过来”安排的。新的概念结构、“较具体的范畴”总是对原有概念结构进行批判，改变着原有概念结构各要素的比重、地位，使之从属化。
通过范畴发展中的这种正向与反向的运动，我们也就不难理解，马克思为什么提出关于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及科学分析，总是从“事后”，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之所以要从“事后”，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是因为“后面”已经不同于“前面”，“完成”已经不同于“开始”，这里已经发生了结构、本质和整体上的飞跃。如果从“前面”、“开始”出发，就会局限于“前面”、“开始”所遵循的“简单范畴”与“不发展的整体”之内，思维在这一思维圈内无法使自身上升到“比较具体的范畴”。所以，思维的行程要倒过来，从“事后”，从“完成的结果”出发进行反思。此时，思维就会形成一种批判功能，使原有的概念结构“变形”。
马克思实践反思理论的重要意义就在于：揭示出反思成为思维中“绝对的积极的环节”的真正原因，即反思是以实践活动的发展为前提和基础的；同时，又揭示出“反过来思”是从“发展的结果”出发，逆向溯因的过程，是通过对原有的范畴体系进行反思、批判，重建范畴体系或概念结构的过程。马克思的实践反思理论揭示出思维的正向与反向两个方向的运动，为人们把握历史运动提供了科学的方法。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 《毛泽东选集》第1卷，30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7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726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 《康德黑格尔研究》第2辑，4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8] 《康德黑格尔研究》第2辑，4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9] 《列宁全集》第55卷，152、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10] [美]维纳：《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和社会》，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8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8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5] 《列宁全集》第55卷，1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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