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总体上看，从抽象到具体建构理论体系，包括确定起点范畴、展开中介范畴和走向终点范畴三个基本环节。
所谓起点范畴，是指从抽象到具体运行中作为逻辑起点的抽象规定，如黑格尔哲学中的“纯有”，笛卡尔哲学中的“我思”，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商品”，帕森斯社会理论中的“行动”，汤因比历史理论中的“文明”，等等。起点范畴是整个理论体系的出发点，规定着理论体系的运行及其内在的无矛盾性。
作为起点范畴的抽象是事物的本质规定，从中可以揭示出该事物的一切矛盾或矛盾的“胚芽”。例如，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作为马克思哲学起点范畴的实践，就以缩影的形式包含了人与自然的矛盾和人与人的矛盾，全部马克思哲学的范畴都是实践这一范畴的延伸、展开的产物，都可以在实践这一范畴中找到它的“胚芽”。
作为起点范畴的抽象是高度的抽象。社会科学的高度抽象，是指在其研究领域内不需要用事物的其他方面和属性来解释它，而它却能解释和说明事物的其他方面和属性。高度的抽象是包含演绎法在内的抽象，即由这一抽象规定出发可以说明并演绎出事物的其他规定来。
作为起点范畴的抽象又是适度的抽象。高度的抽象也是有限度的，它必须符合适度原则。抽象不及，不能确定真正的逻辑起点；抽象过度，也就失去了对象的质。例如，实证主义的抽象未超出经验，只在两种或几种变量关系中进行抽象，缺乏指导意义，这是抽象不及；而费尔巴哈对人的抽象则超出了度，即把人的社会性抽象掉了，仅剩下生物学的“类”。正是从这种抽象的人出发，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在历史领域重新陷入唯心主义。
起点范畴实质上是理论体系的“元概念”，而抽象中的本质的、高度的、适度的原则，乃是确立某个概念何以为“元”的原则。“元概念”不管如何变化，有两点是不变的：一是元概念反映的必须是构成具体对象的基本单位，它本身是实际的存在，如“商品”、“行为”、“细胞”都是这样的单位；二是元概念必须蕴含整个理论体系的“胚芽”，理论体系的运行就是从中生长、发展、演化而来的，仿佛是演绎出来一样。
中介范畴是潜在于起点范畴中的尚未展开的“胚芽”，随着起点范畴运动的不断展开，中介范畴就会显现出来。例如，从商品引申出使用价值和价值，在一定条件下从价值又引申出货币，货币在一定条件下又会转化为资本。起点经过中介的“铁的逻辑”形成一环扣一环的逻辑整体。只有通过中介范畴，以“细胞”形式存在的抽象规定，才能逐渐展开自身的矛盾，显示出自身的丰富性，从而向思维中的具体逼近。
《资本论》就是运用这种方法的典范。《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即“商品和货币”揭示的是资本的存在，它是《资本论》全部结构的“胚芽”；第一卷的其他部分考察资本主义生产的直接过程，揭示了资本的本质；第二卷考察资本流通，揭示资本的现象；第三卷“揭示和说明资本运动过程作为整体考察时所产生的各种具体形式。资本在自己的现实运动中就是以这些具体形式互相对立的，对这些具体形式来说，资本在直接生产过程中采取的形态和在流通过程中采取的形态，只是表现为特殊的要素，因此，我们在本卷中将要阐明的资本的各种形式，同资本在社会表面上，在各种资本的互相作用中，在竞争中，以及在生产当事人自己的通常意识中所表现出来的形式，是一步一步地接近了”[19]。可见，《资本论》通过“存在”——“本质”——“现象”——“现实”这些环节，把资本的内在矛盾充分展现出来了。
终点范畴是抽象到具体的逻辑终点，它以思维具体的形式展现出来，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性的总体。如果说，作为逻辑起点的抽象规定只是抽象的普遍性，那么，在终点范畴中已经是包含了个别、特殊在内的具体普遍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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