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历史活动的选择的前提——“可能性空间”的形成具有规律性。选择的对象只能存在于既定的“可能性空间”中，一定的“可能性空间”的形成是人们选择的前提；而一定的“可能性空间”的形成却是由人们不能自由选择的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力的状况从根本上决定着“可能性空间”的状况。人们在原始社会不可能选择资本主义社会。如果人们能够自由选择，那么，西方为什么曾经选择一个“黑暗的中世纪”？西方社会和东方社会都走过专制主义道路这一事实，说明人的历史活动的选择性是有既定前提并受历史规律制约的。
更重要的是，人的历史活动的选择性不能改变人类历史的总体进程。选择可以使一个民族超越某种社会形态，以“跳跃”的发展形式进入人类历史的先进行列，从而使历史发展呈现出多样性。但是，这种选择性、多样性并不能改变人类历史的总进程及其一元性——经济必然性。从人类总体历史来看，“五种社会形态”的确是依次更替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没有也不可能早于封建制度，社会主义社会的出现没有也不可能先于资本主义社会，相反，前者的产生正是后者内在矛盾运动，尤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结果。
再次，现代西方历史哲学以历史认识的相对性来否定历史规律。
按照西方历史哲学的观点，只有现实生活的兴趣才能促使人们去研究过去，人们又总是根据当代意识去认识、评价历史的，因此，“当代性”是一切历史的内在特征。克罗齐由此认为，这种“当代性”使得人们只能知道与现实生活有关的有限的、特定的历史，“那种‘下余的’历史是关于‘物自体’的永恒幻想，它既不是‘物’，也不是‘自体’，它只是我们的行动与知识的无限性的想象的具体化而已”[33]。这就是说，在打上了“当代性”烙印的有限的、特定的历史中去寻找“普遍史”“永远不会成功”，历史“无任何规律可循”，必须抛弃历史规律观念。
克罗齐的确提出一个重要问题，这就是人们认识历史的特殊性问题。“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合理之处就在于，它揭示了历史认识总是从现在出发，由后向前追溯的逆向过程。如前所述，马克思也认为，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从事后开始，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但是，克罗齐走得太远了，他把一切都相对化、主观化了，以至否定了客观历史及其规律性。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克罗齐至少犯了两个错误。
一是割裂了现实与历史的关系。历史虽属过去，但它并没有消失，而是以浓缩或萎缩的形式存在于现实社会中；现实社会是历史的延续、缩影，因而提供了认识历史的钥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资产阶级社会借这些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其中一部分是还未克服的遗物，继续在这里存留着，一部分原来只是征兆的东西，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等等”[34]。当然，现实的社会形式与过去的社会形式又具有历史差别，不应当把它们等同起来。“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只是发展的一种对立的形式，所以，那些早期形式的各种关系，在它里面常常只以十分萎缩的或者完全歪曲的形式出现。”[35]
二是割裂了有限与无限的关系。只要具备一定的条件，规律就可以在无限的事物中发挥作用，重复出现。在这个意义上说，规律的确是无限的形式，但规律的这种无限性却不需要它现实地在无限多的事件中得到证明，在一定的有限事件中证明了规律，也就是在无限的同类事件中证明了它的存在及其重复有效性。要求从无限的历史事件去验证历史规律实际上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要求。它表明，克罗齐割裂了有限与无限的内在联系，重归黑格尔早已批判过的“恶无限”观念，并在这条道路上走到了逻辑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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