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劳动概念批判、历史唯物主义人类学的自然观念批判、历史唯物主义原始社会分析批判、历史唯物主义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分析批判，以及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体系内在关联批判这五个批判，鲍德里亚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及其社会批判理论实际上是站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上，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能够真正取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是以消费模式为中心的象征交换理论，只有象征交换理论才能超越现代理性和形而上学[10]。对马克思主义生产理论的批判，对阶级主体的解构，使鲍德里亚将各种“边缘人”作为斗争的主体，并认为对这个世界的最终反抗只能是病毒、癌变等方式。鲍德里亚逐渐走向一种虚无主义的理论建构，并最终告别了马克思主义。
德里达、拉克劳和墨菲是第二种后马克思主义逻辑的主要代表。
德里达从后现代主义出发力图建立一种“解构的马克思主义”。这种“解构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也是一种后马克思主义。一方面，这种“解构的马克思主义”“求助于某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忠实于总是在原则上构成马克思主义而且首要地是构成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激进的批判的东西”。[11]在德里达看来，只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才能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的真实面目；同时，“尝试将马克思主义激进化的做法可以被称做是一种解构”，而且“除了是一种激进化之外，解构活动根本就没有什么意义或主旨”。[12]这就是说，解构、批判、激进化是同一序列的范畴，具有同样的功能。德里达之所以想建立这样一种后马克思主义，就是要“使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适应新的条件”，并“结出硕果”。[13]
另一方面，这种“解构的马克思主义”所要继承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又是同马克思主义的其他精神区别开来的，因为后者被纳入本体论、形而上学体系之中，被固定在劳动、阶级这些基本概念中，是必须抛弃的。问题在于，任何一种主义的根本精神或本质特征都是在其他精神、基本概念、理论体系的演绎中呈现出来的。如果马克思主义的其他精神、基本概念、理论体系都被抛弃了，那么，作为马克思主义本质的批判精神就难免虚无缥缈了，只能成为“某种解放的和弥赛亚式的声明”，成为“某种允诺”。对德里达来说，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喻示着一种乌托邦精神，一种理论意象。在这里，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实践批判变成了文化意义上的形而上学解构。
与德里达后马克思主义思路相近的是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正是通过拉克劳和墨菲的努力，后马克思主义的“所有主题和最后结论”都得到了阐述和总结，并由此获得了一种招牌式的效应。拉克劳和墨菲也因此成为后马克思主义的旗手和典型代表，而《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则被称为“最深刻的后马克思主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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