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指出:“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而自从历史也得到唯物主义的解释以后,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也在这里开辟出来了。”[63]“这条新的发展道路”,就是从人的存在方式——实践——出发,去理解和把握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的关系,即人与世界的关系,从社会存在出发去理解自然存在,从人的存在出发去解读存在的意义。这样,历史唯物主义便终结了形而上学,并使西方哲学从传统形态转向现代形态。
这里所说的形而上学,不是指它的转义,即与辩证法相对立意义上的思维方法,而是指其本义,即关于超验存在之本性的哲学形态。“形而上学就是一种超出存在者之外的追问,以求回过头来获得对存在者之为存在者以及存在者整体的理解。”[64]海德格尔的这一见解正确而深刻。形而上学产生之初,研究的就是超感觉的、经验以外的对象,关注的就是存在物作为存在的那种本质,追求的就是一切实在对象背后的那种“初始本原”、“终极存在”,并把这种存在看作具体事物和特殊存在的“最基本依据”,即本体,然后据此推论出其他一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以“寻求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为宗旨,因而是一切智慧中的“最高的智慧”。
形而上学在对存在的存在和世界终极根据的探究中,确立了一种严格遵循逻辑的推理规则,即从公理、定理出发,按照推理规则得出必然结论。这无疑具有积极意义,标志着理论形态的哲学的诞生。然而,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直到黑格尔,形而上学中的存在日益脱离现实的事物和现实的人,成为一种抽象的存在、抽象的本体,甚至成为一种君临人与世界之上的神秘的主宰力量。“形而上学响应作为逻各斯的存在,并因此在其主要形态上看,形而上学就是逻辑学,但却是思考存在者之存在的逻辑学,因而就是从差异之有差异者(Differenten)方面被规定的逻辑学:存在——神——逻辑学。”[65]这里,存在和存在者被混淆了,人的存在被遮蔽了,人的能动性和主体性、人的自由和价值都被消解在这种抽象的本体之中,不管这种抽象的本体是“绝对理性”还是“抽象物质”。
同时,形而上学又逐步演变成一种凌驾于一切科学之上的“科学的科学”,它自视发现了最普遍、绝对可靠、自明的理性概念和原则,从而能够推演出全部知识体系。换言之,哲学成了全部知识和科学的基础。实际上,这是一种虚妄。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就是“对哲学的能力的本质做这样的期望和要求未免过于奢求”[66]。无论是作为“知识的总结”,还是作为“科学的科学”,形而上学这种哲学形态实际上既充当了科学的“运动员”,又充当了科学的“裁判员”,与现代科学的发展已处于一种对立的状态,成为一种“多余”的“科学”。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一旦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要求,要它们弄清它们自己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仍然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67]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重申:“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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