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世纪中叶，随着自然科学的独立化并“给自己划定了单独的活动范围”；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并凸显了人的异化了的生存状态，人们开始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那种脱离了实证科学，脱离了人的存在的形而上学便失去了自身的神圣光环，“变得枯燥乏味了”。随着时间的推进，形而上学不仅“在理论上威信扫地”，而且“在实践上已经威信扫地”。[75]反对形而上学因此成为一种潮流、一种时代精神。马克思以其敏锐的观察力注意到这一趋势，明确提出“反对一切形而上学”，并断言：“形而上学将永远屈服于现在为思辨本身的活动所完善化并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76]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在理论方面体现了这种唯物主义。“只有费尔巴哈才立足于黑格尔的观点之上而结束和批判了黑格尔的体系，因为费尔巴哈消解了形而上学的绝对精神，使之变为‘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费尔巴哈完成了对宗教的批判，因为他同时也为批判黑格尔的思辨以及全部形而上学拟定了博大恢宏、堪称典范的纲要。”[77]实际上，费尔巴哈并未完成“结束”黑格尔哲学和“消解”形而上学的任务。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并真正创立“为思辨本身的活动所完善化并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的，不是费尔巴哈，而是马克思本人。
在哲学史上，马克思和孔德同时举起了批判形而上学的大旗。在时代性上，马克思的反对形而上学与孔德的拒斥形而上学具有一致性，二者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实际上是对近代哲学以及整个传统哲学的批判，这是现代精神对近代和古代精神的批判；在指向性上，马克思的反对形而上学与孔德的拒斥形而上学却有本质的不同。孔德从自然科学的可证实和精确性原则出发批判形而上学，力图用实证科学精神来改造和超越传统哲学，并把哲学局限于现象、知识以及可证实的范围内；马克思则从人的存在出发去批判形而上学，认为反对形而上学之后，哲学应转换自己的理论主题，聚焦人的世界，对人的异化了的生存状态给予深刻批判，对人的价值、自由和解放给予深切关注。
形而上学的基础是本体论。从根本上说，马克思批判并终结形而上学的工作就是从本体论层面上发动并展开的。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也是每日每时必须进行的基本活动，就是生产满足人的生存所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78]，“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79]。人正是在这种“生产物质生活”的实践活动中得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正是在这种“生产物质生活”的实践活动中转化为“人化自然”、人的存在的，“土地只有通过劳动、耕种才对人存在”[80]。实践是对象化的活动，在人的实践活动中生成的存在是对象性的存在。“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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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马克思辩护:对马克思哲学的一种新解读
马克思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