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进程并不完全是一股迈向更美好事物的统一潮流。如果我们将其用足够大的刻度描绘出来，它也许具有上述外观。但这种广泛的观点模糊了许多我们赖以全面理解这一进程的细节。如果放眼成千上万年的人类历史长河，我们就会发现新时代的出现往往具有相当的突然性：籍籍无名的民族忽然在事件的主流中出现；技术的发现改变了人类生活的机理；原始艺术迅速盛开，以充分满足某些审美热情；伟大的宗教在它草创时期就在各国和各民族之间传播着天堂的平静和上帝之剑。
16世纪见证了西方基督教的分裂和现代科学的兴起。这是一个动乱的时期，尽管许多新领域和新观念都呈现出来了，然而却没有一样真正确定下来。在科学方面，哥白尼（Copernicus）和维萨里（Vesalius）是代表人物，他们象征着新的宇宙观和科学对直接观察的强调。乔达诺·布鲁诺（GiordanoBruno）则是一个殉道者，尽管他的受难并不是由于科学，而是由于自由意象推论。1600年布鲁诺的死迎来了严格意义上现代科学的第一个世纪。但是，因为后来的科学思想并不信任他的那种一般推论，所以他受刑的象征意义并不为人所察觉。宗教改革尽管十分重要，但也只能被认为是欧洲民族间的内部事务，甚至连东方的基督教也以一种毫不关心的态度来看待它。而且，这种分裂在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的历史上也不是新鲜事物。当我们将这次伟大革命放置于教会的整个历史之中时，我们并不能认为它为人类生活确立了什么新的准则。不论好坏，它只是一次伟大的宗教转型，并不是新宗教的出现。宗教改革本身也这样认为，改革者们认为他们只是恢复了那些被人遗忘的东西而已。
现代科学的兴起却与此截然不同，在各个方面它都与当时的宗教运动形成鲜明对比。宗教改革是一场人民起义，曾在一个半世纪里将欧洲置于血泊之中，而科学运动刚开始时只局限在一小部分知识精英当中。在目睹了三十年战争和记忆犹新的荷兰阿尔瓦（Alva）事件[1]那段岁月里，科学家所遭遇的最坏情况便是：伽利略（Galileo）在平静地死于病榻之前，曾受到体面的拘禁与轻微的申斥。有史以来，人类所遭遇的最为深入的变革就以这种平静的方式开始了，而伽利略的受迫害方式是这个变革的开幕献礼。自从一个婴儿降生在马厩里以来[2]，还很难找出有这么大的一次变革是以这么小的事情开始的。
这一系列演讲的主题是要说明科学的平静发展实际上已经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思想面貌，因此，以往那些例外的思维方式如今在知识界广泛传播开来。这种新的思考方式在欧洲已经缓慢蔓延了很多年，最终得以在科学的快速发展中迸发，从而也通过这种最显著的体现而强化了自身。这种新的思想面貌甚至比新的科学和新的技术都更为重要，它将我们心中形而上学的前提和意象内容全都改变了，因此，旧刺激能激发出新的回应。也许我关于新的思想面貌的比喻过甚其词了，我所要说的意思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关于这一点，令人尊敬的天才威廉·詹姆斯（WilliamJames）在一封已经公开的信中有一句话很是贴切。当他完成伟大的著作《心理学原理》（PrinciplesofPsychology）之后，他写了封信给他的兄弟亨利·詹姆斯（HenryJames），在信中他写道：“我必须面对不能化约而又铁一般的事实，来锤炼我的每一个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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