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思维的新面貌就是对一般原则与这种不能化约而又铁一般的事实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强烈的兴趣。任何时候的任何地方都有一群注重实际的人致力于“不能化约而又铁一般的事实”,任何时候的任何地方也都有一群具有哲学气质的人热衷于构想普遍原则。正是对于详细事实的强烈兴趣和对于抽象概括的孜孜以求这两者结合构成了我们当下社会的新景象。此前,这种现象已零星出现,似乎完全是出于偶然,现如今,这种思想上的平衡兼顾已然成为有素养的思想所必须接受的传统的一部分,这是使生活保持甜蜜的盐,大学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将这种传统作为一个普世的遗产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十六七世纪使得科学得以在众多欧洲潮流中出类拔萃的另一个特质就是它的普及性。现代科学诞生于欧洲,但是整个世界才是它的家。近两个世纪,西方模式曾持续而纷乱地影响了亚洲文明。东方的智者过去和现在都一直在困扰,不知道哪种调节生命的秘密可以从西方传到东方,而不至于胡乱破坏他们如此珍视的自己的遗产。越来越明显的是,西方能立即给予东方的便是它的科学和科学观点。只要是一个理性社会,这类东西都能从一个国家传播到另外一个国家,从一个民族传播到另外一个民族。
在这几次讲座中,我将不会讨论科学发现的细节。我的主题是现代社会某种思想的繁荣过程,它的普遍化以及它对其他精神力量的影响。阅读历史有两种方式:顺推和回溯。在思想史中这两种方法都不可偏废。一位17世纪的作家说得好:要理解一种思潮,就要考虑它的前因后果。因此,我在这次讲座中将会考虑近代我们观察自然界方法中的某些前因。
首先,如果没有一个普遍的本能信念,相信事物中存在秩序(OrderofThings),尤其是自然界中存在秩序(OrderofNature),那么现代科学就不可能存在。我用“本能”这个词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不管人们说什么,只要他们的行为被固定的本能所约束,那么就是没有关系的。言语也许最终会损害本能,但是直到这一切发生之前,言语都不会发挥作用。这一点对于科学思想史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发现自休谟(Hume)时代以来,流行的科学哲学一直在否定科学的合理性。这个结论的得出是建立在休谟哲学的表面理论基础上的。我们可以以休谟的《人类理智研究》(InquiryConcerningHumanUnderstanding)第四章的一段话为例进行说明:
总之,每个结果都是与它的原因不同的事件。因此,结果是不能从原因中发现出来的,我们对于结果的先验的构想或概念必定是完全任意的。
假如原因本身不能提供任何信息给结果,以至于概念的产生是完全任意的,那么我们马上可以得出结论说,科学是不可能存在的,除非科学的意义就在于建立完全任意的联系,而这种联系是得不到原因或结果固有本质保证的。休谟哲学的某些变体已经在科学家中广为流传,但是,科学信念适时兴起,并不声不响地移走了哲学所造成的这座高山。
鉴于科学思想中这种奇怪的冲突,当看到一个信念与自成体系的理性格格不入的时候,我们首先必须考虑这个信念的前因是什么。因此,我们必须回溯本能信念的兴起,而这些本能信念相信在每个具体事件[3]中皆存在自然秩序。
当然,我们都具有这种信念,因而我们相信产生这种信念的原因是由于我们理解了其中的真理。可是一个普遍观念的形成——比如自然秩序的理念——以及对其重要意义的理解和不同情形下的观察,却绝不是该理念的真理所产生的必然结果。熟悉的事情不断发生,人们并不为它们操心,必须要具备不同寻常的心智才能对非常熟悉的事情进行分析。因此,我希望能谈谈这种分析经过了哪些阶段才逐渐明晰起来,以及最后又如何无可选择地深入到西欧知识分子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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