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以下面可怕的说明开始：“这个行政权有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有复杂而巧妙的国家机器，有50万人的官吏大军和50万人的军队。”这个庞大的官僚机构是从仅有3500万人口的人民中招募来的。马克思将这个官僚机构描述为“俨如密网一般缠住法国社会全身并阻塞其一切毛孔的可怕的寄生机体”[4]。官僚产生于专制君主时代，它是专制君主训练封建贵族的手段。贵族土地所有者的特权转化为“国家权力的同样众多的属性”，“封建的显贵人物”转化为“领取薪俸的官吏”，封建的无限权力被“确切规定了的国家权力的方案”消除，“国家权力的运作像工厂一样有分工，又有集中”[5]。
在第一次法国革命时期，官僚的作用是“破坏一切地方的、区域的、城市的和各省的特殊权力以造成全国的公民的统一”。波旁王朝的复辟和七月王朝（1830年）“并没有增添什么东西，不过是扩大了分工”，扩大了的分工与同时出现的“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分工”取得一致，相应地“造成新的利益集团，即造成用于国家管理的新材料”。
最后，议会制共和国在它反对革命的斗争中，除采用高压手段外，还不得不加强政府权力的工具和中央集权。一切变革都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摧毁。那些相继争夺统治权的政党，都把这个庞大国家建筑物的夺得视为胜利者的主要战利品。[6]
不过，在路易·波拿巴的统治下出现了决定性的转变。现在“国家才似乎成了完全独立的东西。和市民社会相比，国家机器已经大大地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它现在竟能以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一个从外国来的……冒险家做首脑……”[7]由于这种权力的取得方式，法国觉得自己被凌辱了。
尽管从表面来看这种官僚的国家统治似乎是“悬在空中”的，但它却有着真实的——而且甚至是相当广泛的——“阶级基础”，即“法国经营小块土地的农民”。路易·波拿巴所取得的表面民主的统治的秘密在于经营小块土地的农民的社会状况和心理状况。对专制的、官僚的国家权力之起源的这种解释，理所当然地使马克思的这篇短文非常有名，在他逝世后甚至是那些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者都给予他很高的评价。决定小农状况和意识的十分重要的因素是他们区域性的隔离和低级的教育水平。“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相互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这种隔离状态由于法国的交通不便和农民的贫困而更为加强了……”贫穷和小块土地，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分工，应用科学”。“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与自然的交换比与社会的交往发挥着更大的作用。一小块土地紧邻另一小块土地，但彼此间是没有联系的。“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省。”[8]当时，平均75%的法国人生活在农村（不到2000人口的乡镇），有些省甚至达到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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