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百万家庭的经济生活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就这一点而言，毫无疑问小农是一个特殊的“阶级”。但“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共同关系，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形成政治组织，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又不是一个阶级”。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这里使阶级概念——无论如何是在完整的词义上——依赖于一种整体意识，甚至依赖于客观上建立起一个阶级的那些人的民族组织。因此，阶级、阶级意识和阶级组织休戚相关。因为小农没有能力联合成为一个政党，因此他们也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9]。这些分析清楚地表明，马克思关于议会民主政体的判断完全是从在政治上自我组织起来的资产阶级的“一般状况”出发的。当一个阶级无法——例如，像城市资产阶级一样——建立起自己的政治组织时，那么，从这个阶级所被赋予的选举权中可能经公民投票合法建立起对社会的绝对统治。
最后，马克思还探讨了“拿破仑”这个名字对小农群体的神秘意义以及小农容易受感染的“拿破仑观念”。1850年3月15日颁布的准许神职人员进入学校课堂的法令，以及教会作为“国家制度的维护力量”这一作用的重新建立，都与专制政权是一致的。对于日益贫困的农民子孙来说，国家官僚机构和军队中的较低等级是“一种体面的施舍”。军队对其他官职的优势和民族主义同样使人想起伟大的伯父的时代。
像后来的多数独裁者一样，拿破仑第三也想扮演“一切阶级的家长似的恩人”。“但是，他要是不从一个阶级那里取得一些什么，就不能给另一个阶级一些什么……他想窃取整个法国，以便将它再赠给法国，或者说得更确切些，以便能够用法国的钱再来收买法国。”[10]这个政权从一开始就是堕落的，是“声名狼藉的、贪婪的浪**者。他们穿着缀有标志级别的金银边饰的制服，装出……可笑的庄严的样子”[11]。
即使是在法国完全令人沮丧的境况中，马克思也看到了未来变革的机会。在第一次法国革命中从封建桎梏中解放出来的、并从拿破仑第一那儿获得地产的小农，变得日益贫困，负债累累；此外，他们还肩负着赋税的重担。尽管有神职人员对他们的安抚、警察对他们的控制和折磨，“国家权力和社会之间的对立”仍然不断加强，并且将小农引向城市无产阶级一面。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6卷，1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2] 同上书，175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6卷，175页。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564页。
[5] 同上书，564页。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564～565页。
[7] 同上书，565页。
[8] 同上书，566页。
[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566～567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576页。
[11] 同上书，5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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