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那种把马克思主义从“现实的人”出发有意或无意地简化为从“人”出发，是错误的，它混淆了马克思与旧哲学家的本质不同，因为从人出发，不仅是哲学而且可以说是所有人文科学的特点。马歇尔说过经济学是关于人的科学，高尔基认为文学就是人学。美学、逻辑学、伦理学，甚至自然科学中的某些学科，在一定意义上都是研究人的，是以人为对象的。在哲学史上，把人作为出发点也是大多数哲学家和哲学流派的共同特征。18世纪启蒙学者狄德罗早就说过，人是唯一的，一切必须从这一点出发而又复归到这一点。施蒂纳甚至把他的哲学研究对象归结为“唯一者——人”，认为“世界归根到底集中于人”。在现代西方哲学中，这一点更加明显。相比之下，公开反对把人作为出发点的哲学家和哲学流派却是很少的。去掉现实性原则，在从人出发这样笼统的提法背后，就实际隐藏着各式各样的以至互相对立的哲学流派和倾向。这不仅没有揭示相反却掩盖了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特质。
什么叫“现实的人”？在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中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提法，它包含着丰富的内容。仅从字面上讲，哲学史上有的哲学家如费尔巴哈也说过“现实的人”、“社会的人”诸如此类的话，然而由于他们对“现实的”、“社会的”概念的不正确理解，所以实际上仍然是抽象的人。恩格斯指出，费尔巴哈“就形式讲，他是实在论的，他把人作为出发点；但是，关于这个人生活的世界却根本没有讲到，因而这个人始终是……抽象的人”[3]。
马克思所讲的“现实的人”究竟包含哪些内容呢？我们再看看《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两段论述。马克思、恩格斯写道：“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所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这里所说的个人……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4]
这说明，“现实的人”，首先就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人。费尔巴哈从抽象的人出发，是因为他把现实世界理解为“感性直观”，而不是劳动实践的对象；他不了解实践活动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把人作为实践主体的能动性取消了，而马克思把人理解为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动的主体，认为人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5]。这就克服了费尔巴哈的直观性和抽象性。
“现实的人”，还是属于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一定的社会形态和社会结构的人。马克思研究人，不是就“人本身”研究人，而是通过社会研究人，研究处于社会联系之中的人。离开了社会条件，关于人的问题什么也说明不了。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中深刻地指出：被斯密和李嘉图当作出发点的个人（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属于18世纪的缺乏想象力的虚构，完全是一种假象、一种错觉。事实上，个人并不是历史的起点，而是历史的结果，个人是由社会决定的。离开奴隶制的生产方式，就没有奴隶主和奴隶的区分，离开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没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区分。费尔巴哈由于“没有从人们的现有的社会联系，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因此他“从来没有看到真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在抽象的‘人’上”[6]。
由此可见，从“现实的人”出发，如果脱离人的劳动和人的社会关系，也不可能得到科学的结论。现实性原则要求我们，必须研究人的劳动，研究人的社会，研究劳动和社会关系中历史地变化着的人性。马克思正是通过研究不同历史时期特别是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劳动和人的社会，才最终科学地解决了千百年来众说纷纭的“人性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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