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楼拜（GustaveFlaubert，1821-1880年）的《包法利夫人》，差不多是最令20世纪读者欲罢不能的19世纪法国小说。他出身于外科医生家庭，自小对解剖尸体习以为常，18岁时到巴黎攻读法律，但是很快专心致志于文学，1845年父亲去世后，他搬到家乡卢昂近郊，埋头写作，毕其一生。小说艺术上，福楼拜的风格无疑最接近作者隐蔽起来，客观写实不作评点，不使作者主观情感渗入字里行间的现实主义冷峻作风。这一点不但毫不相似于巴尔扎克贬恶扬善决不含糊的风格，甚至都少有狄更斯的幽默和萨克雷的讽刺。所以比照高尔基为之命名的批判现实主义的美学立场，福楼拜的小说因其对社会批判的含蓄化，及其对艺术美本身的刻意追求，被认为是现实主义在这一时期法国小说中的退潮，如苏联作家法捷耶夫，就说过与巴尔扎克与司汤达不同，福楼拜的现实主义是在爬行这样的话。但是显而易见，在今天看来，法捷耶夫式同政治结缘过深的现实主义，魅力远比不上福楼拜更看重艺术规律本身的现实主义风格。
福楼拜的美学思想主要见于他的大量书信之中，在当时知晓者不多。福楼拜去世后的六年中，他的《致乔治·桑书信集》和他本人的《书信集》相继刊行，他的现实主义美学理论，才比较翔实地显露了出来。《致乔治·桑书信集》收集的是1875年至1876年间他与他所敬重的浪漫主义前辈作家乔治·桑的论争书信。书信中福楼拜这样描述他和乔治·桑文学和美学观念的分歧：乔治·桑是事无巨细，一下子就升到天空，再从天空下降到地面，总之根据先入之见，根据原理和理想出发；可怜的他则是胶着在地面上，好像穿了一双铅底鞋无法飞升，一切都在刺激他、**他。这一分歧久被认为也是19世纪法国小说中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美学主张的区别。乔治·桑劝过福楼拜多写善良、美好的东西，却始终没有说服他放弃如圣伯夫所言，操笔犹如手术刀，来如实解剖社会的客观立场。
耐人寻味的是福楼拜并不喜欢"现实主义"这个术语。当初库尔贝把自己的画展命名为现实主义一半是出于自嘲，尚弗勒里正式打出现实主义的旗号后，明显也是应者寥寥。就在给乔治·桑的信中，福楼拜说："我厌恶一般所谓的现实主义，虽说我已变成了现实主义的一个大祭司。"[4]二十年前，他为《包法利夫人》所作的答辩中，曾经说过他之所以写这部小说，是因为憎恶现实主义这样的话。对于尚弗勒里之标榜现实主义，更毫不客气斥为愚蠢。还是在写给乔治·桑的信中，福楼拜谈到过他形式至上的美学理想："如果一部作品由罕见的要素组成，作品所包含的各个部分契合无间，呈现为一个和谐的整体，其外形经过琢磨而光彩照人，那么这部作品是不是具有一种内在的非凡的力量，就像存在着一条永恒的原理那样？"[5]像这样的艺术作品可以撇开内容，独以形式为美的思想，虽然与他更经常议及的形式为思想的血肉、思想为形式的灵魂，两者互为依存这一形式与内容两不可分的立场相左，多少也使他在一些批评家看来，是走上了形式主义的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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