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初史学家研究历史、评论史事和人物是很善于运用历史比较的方法的。《隋书》史论以秦、隋二代历史相比的论点，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的总论，是就一个皇朝内部的历史进行比较；《南史》《北史》各朝本纪后论，一般也采用这种比较的方法。本文讨论的《帝王略论》的历史比较方法，虽然比上述各书都早，但就作者的运用来看，已显示出这方面的自觉意识；而在历史比较的形式上，也比上述各书来得丰富，因而可以视为这一时期历史比较方法之运用上的代表作品之一。
《帝王略论》5卷，唐初虞世南（558—638年）撰。元代以后，流传渐稀。今仅存敦煌本残卷（伯2636号）卷一及卷二前半部分[2]。所幸的是，唐玄宗时赵蕤撰《长短经》（亦称《长短要求》）10卷，于卷二《君德》篇征引《帝王略论》之“论”21首[3]。又，唐德宗至唐穆宗时人马总（？—823年）撰《通历》10卷，以《帝王略论》的有关评论分系于所述历代帝王事迹之后，因而也保存了后者许多佚文。《通历》长期以抄本传世，至清初以前佚前3卷，今存后7卷。除有极少抄本尚存，还有1915年湖南叶氏梦篆楼排印本200部行世，因数量太少，且距今已70余年，故亦世所罕见。以叶氏排印本为据，《通历》卷四至十，引《帝王略论》“公子曰”“先生曰”凡34首。陆心源《唐文拾遗》卷十三所辑《帝王略论》（按：陆氏误作《论略》）佚文即取自赵、马二书[4]。本文所论，乃据残卷及《长短经》《通历》所引《帝王略论》之文。
一、以同一君主的前期和后期相比
虞世南认为，有些君主在“平一天下”的前后，往往会发生一些变化，甚至有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或因思想情趣的转移，或因其受到自身的才能与智力所限，呈现出不同的情形。下面是《帝王略论》关于晋武帝的一段议论：
公子曰：武帝克平江表，混一宇内，可谓晋之明主乎？
这一段话，指出了“平一天下”与“创业垂统”是不完全相同的两回事，打天下的人未必能守天下。这一点，唐初的政治家和史学家是有清醒的认识的，唐太宗就跟群臣讨论过“帝王之业，草创与守成孰难”的问题[6]。虞世南也是从这个角度来评论晋武帝的，指出他的“创业垂统，其道则阙”，因而他“平吴之后，怠于政事”，终于把“国风”弄到“智士永叹，有识寒心”的地步，在他死后不久西晋就灭亡了。这跟“明主”相比，实在差得太远了。
作者认为，在这方面，隋文帝与晋武帝是有某些相似之处的，但其表现形式也不尽相同。他评论隋文帝说：
公子曰：隋文起自布衣，据有神器，西定庸蜀，南平江表，比于晋武，可为俦乎？
先生曰：隋文因外戚之重，值周室之弱，负图作宰，遂膺宝器。留心政理，务从恩泽，故能绥抚新旧，纬宁遐迩，文武之制，皆有可观。及克定江淮，同一书轨，率土黎庶，企仰太平；自金陵绝灭，王心奢汰，虽威加四海，而情坠万机，荆璧填于内府，吴姬满于椒掖。仁寿雕饰，事埒陈宫，万姓力殚，中人产竭。加以猜忌心起，巫蛊事兴，戮爱子之妃，离上相之母，纲纪已紊，礼教斯亡；牝鸡晨响，皇支剿绝；废黜不辜，树立非所；功臣良佐，剪灭无遗。季年之失，多于晋武，卜世不永，岂不宜乎。[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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