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作者首先指出隋文帝并非是从一般“布衣”而登上皇帝宝座的，他是以外戚身份夺得统治权的。但是，隋文帝跟晋武帝有一点是十分相似的，即“自金陵绝灭，王心奢汰”，一面聚集财富，一面走向奢侈，以至“万姓力殚，中人产竭”，政治上的紊乱跟前期相比形成鲜明的对照。然而他跟晋武帝相比，终究也还有不同的地方，这就是“季年之失，多于晋武”，比后者还要更加荒唐。值得注意的是，隋文帝以隋代周时，虞世南已是二十三四岁的青年人了，他在仕途上亲身经历了隋的统一、强盛和灭亡，他对隋文帝的评价实际上是当代人评论当代人，其感受自然分外真切。在对隋文帝的总的评价上，唐初史家的看法是一致的。出于魏徵手笔的《隋书》史论说隋文帝“无宽仁之度，有刻薄之资，暨乎暮年，此风逾扇”，说隋朝的灭亡“迹其衰怠之源，稽其乱亡之兆，起自高祖，成于炀帝，所由来远矣，非一朝一夕”[8]。这与《帝王略论》的看法大致是相同的，由此也可以进一步认识到唐太宗君臣为什么那样重视关于“创业”和“守成”的讨论了。
二、以同一朝代的不同君主相比
这种历史比较的方法包含作正反两个方面的比较：从正面相比，是比“功业”和“功德”；从反面相比，是比其“残忍”的表现。《帝王略论》论东晋孝武帝与明帝相比，是这么说的：
公子曰：中兴之政，咸归大臣，惟孝武为君，威福自己，外摧强寇，人安吏肃，比于明帝，功业何如？
先生曰：孝武克夷外难，乃谢安之力也，非人主之功。至于委任会稽，栋梁已挠，殷王作镇，乱阶斯起，昌明之谶，乃验于兹。加以末年沈晏，卒至倾覆。比踪前哲，其何远乎！[9]
在虞世南看来，臣下之功与“人主之功”是不应混淆的，这种严肃的分析问题的态度和方法是很难得的。加上才能的平庸和“末年沈晏”，怎么能够以晋孝武帝与晋明帝相比呢？
作者对于不大为人们所注意的陈文帝、陈宣帝，也是从“功德”方面进行比较和评价的：
公子曰：陈文、宣二帝，功德云何？
先生曰：梁季板**，江东凋残，编户齐人，百不遗一。武帝经纶草创，而享祚不永，方隅犹阻，代敌未夷。文皇聪明睿智，纂承洪绪，群贤毕力，字内克清；爵赏无偏，刑罚不滥；政事明察，莫敢隐情。国史以为承平之风，斯言得之矣。宣帝度量弘广，推心待总，可谓宽仁之主焉。[10]
作者称赞陈文帝的“功德”，是着眼于他的武功、文治，而肯定陈宣帝的“功德”则强调他的“度量弘广”。这里虽然没有明确道出孰优孰劣，但还是比较了他们不同的特点。此外，作者对司马师、司马昭兄弟“递居宰相，二人功德，孰为先后”，也作了比较[11]。
当然，从正面比较，有时也并不是较其“功德”高下，而是比其异同。关于周文王与周武王的比较则属此种类型。作者写道：
公子曰：文王盛三分之业，屈道以事殷；武王率八百之师，称兵而灭纣。岂德有优劣？物运穷通，何其二圣殊途如斯之远？若牖里为是，则牧野为非；谓剪商为工，则事殷为屈。愿闻笃论，以释所疑。
先生曰：夫四时平分冬夏，有暄寒之辨；五常递运水火，有刚柔之殊。至于利物成务，其道同矣。文王夷明，晦迹藏用，所以显仁；武王果毅，发扬龚行，所以静乱。然则济世庇民，其揆一也，奚必修文为是而□武为非乎！期于至公而已矣。[12]
这是从周文王、周武王对待殷商的态度的区别提出问题，认为在“屈道以事殷”和“称兵而灭纣”二者之间，必有是非、工屈之分。文武历来被看作是圣人，这里也是称他们为“二圣”，但能这样提出疑问，在当时还是很难得的。作者从自然现象和文、武二人的个性和才能来回答这个问题，虽然没有把道理讲清楚；但他认为文、武之道对于“济世庇民”来说都是必要的，这大致还是符合殷、周之际的历史的。这都是从正面相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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