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反面相比，作者评价宋孝武帝和宋明帝具有很典型的意义。他写道：
公子曰：（宋）孝武、明帝二人孰贤？
先生曰：二帝残忍之性，异体同心，诛戮贤良，断翦支叶，内无平、勃之相，外阙晋、郑之亲。以斯大宝，委之昏稚，故使齐氏乖衅宰制天下，未周岁稔，遂移龟玉；缄縢虽固，适为大盗之资。百虑同失，可为长叹！鼎祚倾渝，非不幸也。[13]
像这样的君主，当然谈不上谁比谁贤的问题。以“诛戮贤良”为能事，以“断翦支叶”为快慰，这样的统治怎么能维持下去呢？！“鼎祚倾渝”，实在是咎由自取，谈不上是他们的不幸。这些评论，字里行间，包含着作者的一腔正义之情。
以上这些历史比较，都是就一个皇朝之内，以前后不同的君主来相比的，这同以一个君主的前期和后期的思想、行为相比的方法，视野当然要宽阔多了。然而，如果进而以不同皇朝的君主相比，那就需要作者有更加广阔的视野。这一点，《帝王略论》的作者也是做到了的。
三、以不同时期的朝代的君主相比
《帝王略论》中关于这种历史比较的方法，有更多地运用，比较的内容也显得更加丰富，比较的层次也有所提高，因而越发显示出作者历史知识的渊博和历史见解的卓越。这种见解往往不同于或超出于前辈史家的看法，因而又极具历史评论的个性。作者根据班固说的“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的论点[14]，发表了这样一番评论：
公子曰：班固云：“周云成康，汉称文景。”斯言当乎？
先生曰：成康承文武遗迹，以周、召为相，化笃厚之氓，因积仁德，疾风偃草，未足为喻。至如汉祖开基，日不暇给，亡嬴之弊，犹有存者，凿颠抽胁，尚行于世。太宗体兹仁恕，式遵玄默，涤秦项之酷烈，反轩昊之淳风，几致刑厝，斯为难矣。若使不溺新垣之说，无取邓通之梦，懔懔乎庶几近于王道。景帝之拟周康，则尚有惭德。[15]
在这一段历史比较当中，作者对汉文帝的评价是极有见地的。在他看来，汉文帝在整顿汉初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风气方面，都有重大的贡献。联想到他对汉高祖的评价也不过是“虽未阶王道，霸德之盛者也”[16]，就更可以看出所谓“懔懔乎庶几近于王道”这话的分量了。文帝胜过成康，景帝则不如，这就是作者的结论。
此外，关于宋高祖可以同前朝哪个君主相比的问题，作者的分析也十分精彩：
公子曰：宋高祖诛灭桓玄，再兴晋室，方于前代，孰可比伦？
先生曰：梁代裴子野，时以为有良史之才，比宋祖于魏武、晋宣。观彼二君，恐非其类。
公子曰：魏武一代英伟，晋宣频立大功，得比二人，以为多矣，季孟之间，何为非类？
先生曰：魏武，曹腾之孙，累叶荣显，濯缨汉室，三十余年；及董卓之乱，乃与山东俱起，诛灭元凶，曾非己力。晋宣历任卿相，位极台鼎，握天下之图，居既安之势，奉明诏而诛逆节，建瓴为譬，未足喻也。宋祖以匹夫挺剑，首创大业，旬月之间，重安晋鼎，居半州之地，驱一郡之卒，斩谯纵于庸蜀，擒姚泓于崤函，克慕容超于青州，枭卢循于岭外，戎旗所指，无往不捷；观其豁达宏远，则汉高之风；制胜胸襟，则光武之匹。惜其短祚，志未可量也。[17]
虞世南不赞成前代史家裴子野的历史比较，并陈述了这方面的根据。接着，他提出自己的看法，从出身、创业、度量、谋略几方面考察，认为刘裕有“汉高之风”“光武之匹”。在门阀观念很盛的历史环境里，作者能提出这样的看法，确乎难得。这一方面是作者的见识所致，另一方面也得力于他的比较的方法。
从下面的一段评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在进行这种历史比较的时候，很注意掌握分寸，是不轻许于人的。他论陈高祖说：
公子曰：陈高祖起自草莱，兴创帝业，近代以来，可方何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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