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唐代史学与政治关系的考察[1]
一、史学家的政治情怀
唐皇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史上一个盛大的朝代。史学，作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对于唐皇朝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突出地反映了史学与政治的密切关系。史学家和政治的关系以及政治家和史学的关系，是它的两个主要方面，本文着重考察前一个方面，即史学家和政治的关系。
中国古代史家历来有强烈的历史意识。随着历史的进步，这种历史意识在不断地深化着。同时，中国古代史家也有关心政治的优良传统，不少优秀的史家都具有饱满、深沉的政治情怀。这种情况，在唐代史学上是很突出的。首先，唐代史家把撰修前朝史不仅看作是史学工作的一部分，而且看作是政治统治的需要。武德四年（621年）唐皇朝建立不久，天下尚未安定，史学家令狐德棻就向唐高祖李渊提出建议：
窃见近代已来，多无正史。梁、陈及齐，犹有文籍，至周、隋遭大业离乱，多有遗阙。当今耳目犹接，尚有可凭，如更数十年后，恐事迹湮没。陛下既受禅于隋，复承周氏历数，国家二祖功业，并在周时。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如臣愚见，并请修之。[2]
在这里，令狐德棻首先从历史的角度提出了修撰“近代”历朝正史的重要性，又从政治的角度强调了修撰周、隋二代正史的必要性，其中也还讲到了这种修撰工作的可能性。令狐德棻的建议，在反映唐初史家的历史意识和政治情怀方面，是有代表性的。他的建议是在唐皇朝建立伊始就提出来的，着眼于政治无疑是他的重要的出发点。宋人很赞赏令狐德棻的这种见识，指出：“夫典章图史，有国者尤急，所以考存亡成败，陈诸前而为之戒。方天下初定，德棻首发其议，而后唐之文物粲然，诚知治之本欤！”[3]从政治的观点来看，“诚知治之本欤”这句话的分量很重，也讲得中肯。唐初有梁、陈、齐、周、隋“五代史”和《五代史志》的撰述，有《晋书》的重新撰写，都跟令狐德棻这个建议有直接的或间接的关系，李延寿的《南史》和《北史》，也是在这个总的形势的影响下编撰出来的。
唐代史家对撰述本朝史的认识，同样也反映出他们的这种政治情怀。被时人誉为“当今董狐”的史家吴兢，在唐玄宗开元末年撰成《贞观政要》一书，这是一部按专题写成的唐太宗时期的政治史。吴兢在该书的序文中写道：
太宗时政化，良足可观，振古而来，未之有也。……于是缀集所闻，参详旧史，撮其指要，举其宏纲，词兼质文，义在惩劝，人伦之纪备矣，军国之政存焉。凡一帙一十卷，合四十篇，名曰《贞观政要》。庶乎有国有家者，克遵前轨，择善而从，则可久之业益彰矣，可大之功尤著矣，岂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而已哉！[4]
这篇序文洋溢着吴兢对唐太宗时期的政治的仰慕之情。他认为，唐太宗君臣“垂世立教”的风范、“典谟谏奏”的治理，均可“弘阐大猷，增崇至道”，具有“焕乎国籍，作鉴来叶”的作用，既使历史生光，又可启迪现实。他在《上〈贞观政要〉表》中，把他写这书的政治寄托阐说得更加明确，即希望唐玄宗“择善而行，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行之而有恒，思之而不倦，则贞观巍巍之化可得而致矣！”显然，在吴兢看来，他所处的时期的政治，已远比不上唐太宗时期的政治了，他甚至感到了一种衰颓的趋势和潜在的危机；因此，他以耿直而诚恳的心情，向唐玄宗提出了这样的希望。如果说吴兢在开始编《贞观政要》的时候，主要还是出于对“贞观之治”的向往和钦慕的话，那么当他完成该书而作序、上表的时候，他的思想倾向已经转到对现实政治的关注和忧虑了。可以认为，《贞观政要》一书，不仅反映了“良足可观”的“贞观之治”，而且还使人们触摸到开元、天宝之际的政治的脉搏。它从为君之道讲到善始慎终，每篇各有主题，但篇篇着眼于政治，从而把一个史学家的政治情怀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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